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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方苞对清政权由离心变为向心
作者：张双田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建满清朝。方苞出生于康熙七年，此时距清朝建立政权已24年。因此，方苞并非明朝遗老，他出生成长的时期，清政权的统治已经趋向稳定，并逐渐走向繁荣。那么在研究方苞对清政权的态度上，他身处的环境及其经历便至关重要。
方苞年寿82岁，纵观其一生，颇具戏剧性，其平生大致可以46岁为分期。46岁之前漂泊辗转，甚而入狱；经《南山集》案，出狱后的46岁至75岁，仕途通达，身居高位，75岁时告老还乡。本文试以此为分界探析方苞对待清政权态度的变化。
一、46岁前
1、身世、家世对方苞的影响
据佐藤一郎在《中国文章论》中记载方苞家世：“曾祖任广西副使，祖父任芜湖司训。”“父讳仲舒，号逸巢，是略为世知之诗人。”方苞出身于仕宦家庭，按照常理说，其家境应属中上，但他于《台拱冈墓碣》记述早年家境：“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吾父更出赘，时外祖官罢客死，家贫……其后自棠邑迁金陵，益窭艰。”究其原因，归咎于其父逸巢之性格，其父“性格豪放，多感而又好客”，所结交友人多为明朝遗老，如钱澄之、杜芥等，“都是当代一流的在野的硬骨诗文家”。因家庭影响，方苞早年“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卷六，再与刘拙修书）。在和这些人的接触中，这类硬骨诗文家所表现出来的反清恋明情绪多多少少都会给方苞以影响。
方苞在《修复双峰书院记》中论晚明以及五代之士风曰：“夫晚明之事，犹不足异也。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闾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尝叹五季缙绅之士，视亡国易君，若邻之丧其鸡犬，漠然无动于中。及观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后知无怪其然也。彼于将相大臣，所以毁其廉耻者，或甚于臧获；则贤者不出于其间，而苟妄之徒，四面污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兴也，高皇帝之驭吏也严，而侍士也忠。其养之也厚，其礼之也重，其任之也专。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学者，虽以峻法加焉，而不害于士气之伸也。故能以数年之间，肇修人纪，而使之勃兴于礼义如此。”
五代时期，士人视亡国易君，漠然无动于衷，而明末清初，朝士、布衣舍生取义者不可胜数，原因在于两代风教张弛不同。五代君主之于士，毁其廉耻，戮其心志，故国家一旦有事，缙绅之士皆坐而观火。明代君主之于士，待忠养厚，礼重任专，故能士气盛昌，礼义勃兴。方苞又比较前明与有清士风之不同道：“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曰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上百有余年。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以为：士气之盛昌，则自东汉以来，未有如明末者。文中明显看出方苞对前明的推崇。
笔者认为，其实方苞在对待清代政权的态度上，存在着一些矛盾：如方苞所言，其所结交多楚、越遗民。况后来和方苞交情很好的戴名世更是反清的坚决拥护者，方苞不受这些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他出生成长的年代已经是清王朝统治体制逐渐完善的时期。方苞骨子里对清王朝的认同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大概也是他后来能够效忠于清朝政府的直接原因。
2、青壮年时期经历对方苞的影响。
方苞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应乡试。三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三次赴京会试。终未仕进。
方苞26岁时作《与王坤绳书》：“饥驱宣、歙间，人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乃终岁仆仆，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颠顿怵迫；或胥易技系，束缚于尘事，不能一日宽闲其身心。君子固穷，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诚恐神智滑昏，学殖荒落，抱无穷之志而卒事不成也”。
“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则由此而四十五十，岂有难哉！无所得于身，无所得于后，是将与众人同其蔑蔑也。每念兹事，如沉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绕屋彷徨，仆夫童奴怪诧不知所谓。苞之心事，谁可告语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方苞其人颇有抱负。
戴名世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方灵皋稿序》叙及与方氏兄弟的文墨交谊时云：“始与居乡年少，冥心独往，好为妙远不测之文，一时无知者，而乡人颇用是为姗笑。居久之，方君灵皋与其兄百川起金陵，与余遥相应和，盖灵皋兄弟亦余乡人而家于金陵者也。始灵皋少时，才思横逸，其奇杰卓荦之气，发扬蹈厉，纵横驰骋，莫可涯涘。已而自谓弗善也，于是收敛其才气，浚发其心思，一以阐明义理为主，而旁及于人情物态，雕刻炉锤，穷极幽渺，一时作者未之或及也。盖灵皋自与余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而灵皋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常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仿佛想象其意境，而灵皋之孤行测出者，故自成其为灵皋一家之文也。灵皋于《易》、《春秋》训诂不依傍前人，辄时有独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与灵皋互相师资，荒江墟市，寂寞相对。而余多幽忧之疾，颓然自放，论古人成败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盖用是无意于科举，而唾弃制义更甚。乃灵皋叹时俗之波靡，伤文章之萎荼，颇思有所维挽救正于其间。”戴名世与方苞私交甚密，对方的为人性情理想定有深刻了解，从戴名世记载方氏的文中，也可以印证，方苞心存维挽救正之志，因此，当后来方苞有机会进入仕途，他会向清政权妥协，和他本身的理想追求也有相当的关系。
二、《南山集》案及后仕途显达对方苞的影响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方苞为戴氏《南山集》作序云：“余自有知识，所见闻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始相见京师，语余曰：‘吾非役役于是而求以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而一其志于斯，未能诱而出之也。’其后各奔走四方，历岁逾时，相见必以是为忧，余亦代为忧……是集所载……而亦非褐夫之文也。褐夫之文，盖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
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方苞因此被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康熙六十一年（1721），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 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
对于康熙不杀、雍正赦许归籍之恩，方苞有《两朝圣恩恭纪》、《圣训恭纪》记载之。对两朝恩典，方苞表示“欲效涓埃之报”。
1987年文物普查期间，在内江县凤鸣乡访得方苞铭文端砚。铭曰：“我皇嗣服，治如底平。皇有言，众心载宁。训迪有位，惟呼惟咨。勤思民隐，其寒其饥。一日二日万几，心营手，惟尔必在侧。皇敛多福，用敕锡于亿兆群生，而锡尔嘉名。天章奕奕，于万斯年，尔终必无泐，甲午人日臣方苞恭铭。”铭文当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所作，时年46岁。此砚石质细腻、坚实、滋润，属方苞进献皇帝之珍品。盖方苞为表不杀之恩所进贡之物。
方苞出狱后所作《游潭柘记》：“余生山水之乡，昔之日，谁为羁绁者？乃自牵于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负此时物，悔岂可追耶？夫古之达人，岩居川观，陆沉而不悔者，彼诚有见于功在天壤，名施罔极，终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于蹇浅，而蹙蹙以终世乎？余老矣，自顾数奇，岂敢复妄意于此？”作此文时方苞51岁，年岁的增长，岁月的磨砺，《南山集》案的打击，方苞此时的性格已明显脱离青少年时的锋芒毕露，而转为深沉痛楚。
方苞对待清政权由反对到最终的臣服，从他的经历可明显感觉方苞在这种转变中所经历的痛苦。笔者认为，即便方苞在后来为清政权效忠，但他身上矛盾的心态自始至终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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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田，男，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