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关于《骆驼草》夭折原因的分析

作者:郭君英




  《骆驼草》是1930年春天由废名主动提出,与冯至一起筹备,在周作人的鼎力支持下创办的,刊物正式与读者见面是1930年5月12日,终刊于1930年11月3日,一共出了26期。废名是实际的编者,冯至是废名的助手。刊名由废名所拟,发刊词也系废名所撰,刊头为沈尹默所题。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冯至、秋心(梁玉春)、沈启无等。
  冯至于1930年4月12日给慧修、荫谭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周刊’定于下月5日出版……我同废名都兴高采烈地弄这件事。……我们的‘周刊’如果真能演出《吉色德先生》那样的两大本,那真使我们心满意足了。……我很高兴,为想恢复当年办《沉钟》时的精神起见,我想到市场上去买一顶学生帽了。这刊物如果能办得有声有色,我德国都不想去了。”从这封信我们得知,废名、冯至对这份刊物抱有多么大的期望,他们满心欢喜地着手准备,冯至先生甚至想如果刊物办的好他德国都不想去了,但是冯至却于当年9月17日去了德国,留下废名一个人苦苦支撑这一份血汗,以致孱弱的《骆驼草》更加孱弱不堪,最终一命呜呼。一切并不如当初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哪里出了问题呢?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京派还是文坛上一棵幼小的嫩芽,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下一晃三摇的生长着。而要想在文坛立足并发展壮大,必须具备下列几种条件:
  一、须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虽说数量不能代表质量,但是数量多队伍庞大至少可以获得舆论支持,可以开拓销路扩大影响。这个条件“京派”文人并不具备,虽说其成员稿子都是质量上乘之作,但京派在三十年代还处在形成初期,力量太薄弱影响太小。《骆驼草》缺少强大的阵营。
  二、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稿源,并且稿源要有保证。《骆驼草》稿源太窄,仅靠几个友人支撑。这与他们对稿子的质量要求比较高有关,主要的还是与经济有关,《骆驼草》是非营利性质的,在《骆驼草》上发表文章是没有稿酬的,那么除了朋友,恐怕也没有很多人愿意在上面发表文章。由冯至给杨晦的书信中我们得知冯至曾向杨晦等朋友求稿,废名也曾向俞平伯等人约稿。《骆驼草》稿源出现了问题。
  三、须有得力的编辑和助手。《骆驼草》真正的负责人其实就废名与冯至两个,两个人共同负责一个刊物所有的事项,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约稿、销售等,劳动量是很大的,每天为了这份刊物四处奔忙操劳收获却甚微,《骆驼草》日益壮大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四、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自不必说了,文学环境的荒漠化也严重妨碍了《骆驼草》的生长。《骆驼草》创办不久,就受到了一些作家包括鲁迅的指责,加上沉钟社同仁也不以为然,甚至有人点名攻击。
  五、发行渠道畅通、可靠,经济来源有保证。冯至于1930年5月12日给慧修即杨晦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骆驼草》收到了吗?一日的功夫,在北大销出三百份。在青岛、济南销路如何?请速复,以定将来应寄之份数”。5月12日是《骆驼草》第一期的出版日期,这说明《骆驼草》初期的销路是颇不错的,《骆驼草》不存在销路不畅的问题,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来看《骆驼草》每份本市即北京铜元十枚,外阜连邮费三分,半年七角,全年一元四角。而在三十年代,一碗光面就四分钱,一封国内邮信也要三——四分钱,一份《骆驼草》才十枚铜元,可见价格是极其低廉的。《骆驼草》销路好恐怕与它的价格低有很大关系,那么即使销路再好也是赚不到钱的。在1930年4月12日给慧修、荫谭的信中,冯至就曾经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你们寄点文章,并且寄点钱来”。1930年7月5日,周作人日记中记载“惠修、废名、耀辰、君培、祥鹤,讨论维持周刊事。定每月出洋五元及先付十五元,交君培。十时倾去”。可见,《骆驼草》在维持和运转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
  有必要说明的是,相比于左翼文学,《骆驼草》文人讨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所以无法获得政府和舆论的支持;相比于海派文学,《骆驼草》文人又很讨厌铜臭,排斥市场经济对文学的作用,连广告也不登,除了关于书籍和书店的以外,当然这也是当时纯文学刊物的一个特点,但《骆驼草》也因此无法获得足够多的资金与普通读者的支持,这可能是它柔弱不堪不能健康生长乃至最终夭折的根本原因吧。
  郭君英,华东师范大学06级中文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