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兄弟》：历史与现实之中的身体景观
作者：王春燕
在《兄弟》（上）里，余华沿用此前叙述历史的方式，通过冷漠的语气与重复的节奏，将刘镇“文革”的历史想象为身体暴力，作者叙述了许许多多的暴力事件，可以说，暴力是刘镇人遭遇的日常生活现实。《兄弟》（下）里，商业经济对身体的操控无疑是作者叙述的焦点。首先，林红从一个纯情少女逐渐堕落为李光头的情妇、提供色情交易的美发厅老板的变化最为引人深思。在小说中，林红最厌恶李光头，不仅在于早年他对自己身体的偷窥，也在于后来他对自己“追求”（纠缠）中的伤害。当林红面对一连串生活的打击后，林红终于屈从于李光头的权力，尤其是权力后面的资本，于是身体从文革时代的禁忌演变到后文革时代的放纵。其次，小说虚构了处美人大赛这一情节，美其名曰的选美比赛不过是早已策划好的身体与资本之间的社会交换。身体只依附于权力话语、经济资本，人的自我意志沦为否定、刺激、精疲力竭的颓废状态。在小说中，女性身体成为刘镇人的消费景观。所谓的“处美人”成为久远的记忆，现实不过一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反讽而已。选美中无所不在的性更是交织在一副有机的广阔社会图景之中，深蕴时代性和社会性。性交换投射了整个社会伦理观念、行业规范、法理制度的崩溃，一场选美时尚演化为蹂躏女性（或希望受虐和被消费）的消费运动，身体重新被欲望、本能、金钱、地位等奴役。身体只是一种消费符号，祛除了生命的增生与更新，同样也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
虽然作者想叙述“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但是由于作者沉溺在过度描写，突出细节的叙述中而缺乏理性的节制，反而迷失了自己。其一，在小说中，作者对李光头厕所偷窥、大街上的本能冲动的反反复复的描写，以及对处美人大赛和身体器官等部位的强烈渲染和突出，原本是强调日常生活的鄙陋、庸俗，精神生活的空虚以及消费社会的文化现象，但这种通过加佐料的口味来刺激阅读者的感官，使其沉溺到琐碎、无聊甚至色情的想象之中，这本身说明了叙述伦理的失败，作者这种肆意泛滥的叙述洪流不仅淹没了文本，最终也驱逐了自己。一个真正严肃的叙述者会在芜杂的枝蔓丛生的描写中不是听任感性的弥漫而是持守理性审视的立场，在黑暗荒芜之地去点燃生命之光。其二，作者虚构了宋钢这个人物，他是一种善的象征，但随着叙述的推进，无疑在作者的笔下成了反讽的对象，他是柔弱的、不堪一击的、被时代所抛弃的、失去了生存能力的落伍者，最后只能走向自我毁灭，他对爱情的忠贞构成了令人心酸的嘲讽。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恶”人李光头却成为消费时代的“英雄”，他是GDP。一位穷光蛋发迹为亿万富翁的商业欺骗、巧取豪夺、官商勾结、生活糜乱、道德沦丧等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这种种现象在叙述的背后凸现的是作者的暧昧态度，心向往之而犹抱琵琶半遮面。正由于作者屈从于时代社会的文化逻辑，丢弃了人性关怀、文化批判与反思的视角，《兄弟》某种意义上是《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作品所达到的灵魂高度的下滑，一种人性的东西，或者说，一种精神生活中的自我的真诚与真实，一种自身的信仰，一种不可企及、不可摧毁的内心状态不复存在。其三，伦理生活的审美化可能吗？从历史走进现实，我们发现人生越来越荒漠化，李兰和宋凡平那样平凡的爱已然成为神话。因此，对于余华来讲，要不要重提解放的话题，尤其是女性的解放以及幸福的话题。要不要重提道德的话题，难道真的没有道德焦虑吗？余华如何抗拒社会的浮躁潜下心来在返回历史和超越现实之中淌出一条新的写作之路，我们拭目以待。
王春燕，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