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等待戈多》与存在主义哲学
作者：焦 敏
2、“更错误信念”
从这种意义上说，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要比波卓与幸运儿强，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对这个世界的幻想也更少。波卓沉浸在一种幼稚的，毫无根由的自信中，“难道我看起来像要遭受苦难之人吗”。(贝克特:23) 波卓认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人们被审判时的根据不是他们所做过的好事，而是凭运气或机会。“两个小偷，一个被拯救，一个被谴责。”（贝克特：6）因此在他看来，这个机率是一半一半。尽管波卓发了一通关于太阳落山，黑夜降临的忧伤描述，而实际上他的表现只是我们常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在他的心中，他从来没有认为黑夜会真正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被归为有运气被拯救的。然而，当黑夜真正降临到他头上时（变瞎了），他完全不知所措。而幸运儿则陶醉在他的主人，波卓灌输给他的思想中，幼稚地相信理性、真理及美丽的力量。因此他们继续陶醉在盲目的自信中，继续流浪。从以上几点来看，波卓与幸运儿要比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低劣，他们相信行动，相信财富或理性，且带有更多幻想。他们代表的是相信且陷入“错误理念”中的人类，是“更错误信念”（Worse Faith）的象征。
3、存在主义的选择
很多人误以为可以用“存在先于本质”来概括存在主义。殊不知存在主义更强调的是人必须自己定义自己的存在与本质。正如萨特所指出，在将自己投身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遭遇苦难的过程中，人渐渐定义了自身，而这个定义永远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因而我们也永远不能定义“人是什么”，直到人类消失。所以贝克特通过《等》剧想要表达的也就是：（1）人类必须有意识地接受世界是荒谬的及虚无的现状，存在的前提是完全意识到这种荒谬与虚无；（2）在意识到世界的荒谬与虚无后，仍然要敢于投身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而不是等待，才能在这个荒谬的世界有意义地生存，才能不断定义自身。这样才能避免陷入“错误信念”或“更错误信念”，而“人的尊严存在于他有能力面对一个空虚无意义的世界。”(Esslin，1980:26)
综上所述，可见存在主义对贝克特的影响。对贝克特而言，世界文学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行为、财富及权利斗争，只是生活的表层，掩盖了人类生存的真象。个体对安全感可悲的追求，内心世界的恐惧与焦虑，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而导致的悲剧是贝克特作品的永恒主题。而正是这样的主题，切合了五十年代欧洲的哲学和社会潮流，因而为他的作品带来了成功。更重要的是，《等》剧是存在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演绎或者是有意识地表达。正如马丁·艾斯利所说：“贝克特的作品是对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的具体反映，而这种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在过去只是获得了在半意识层面的表达。”（Esslin，1962:58) 这也是《等》剧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吧。
焦敏，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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