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中的人物塑造

作者:王继霞




  人物塑造是文学的中心问题,是衡量文学作品民族性的重要条件。纵观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笔者以为,相较于主流文学而言,回族作家在一些特定的人物身上投注了较多的注意力,他们是生活在底层的回族民众、宗教文化熏陶下的虔诚信徒以及体现着民族精神的回族女性。作家调集多种艺术手法,使这些文学形象从外到内,都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
  与汉民族文学相比,回族文学中相对缺乏身居高位、风云显赫的人物形象,作家们大多把镜头对准生活中的回族普通民众、卑微众生。
  例如张承志反映母族生活的系列作品,多以回族聚居的西北黄土高原为背景,以生活在那里的回族民众为描写对象。《黄泥小屋》中的贼娃子、《残月》里的杨三老汉、《西省暗杀考》中的伊斯儿、《心灵史》中的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教徒;石舒清笔下行走的常常是生活于干旱贫瘠之地的人们,是在绝地中努力地守侯着光阴的底层民众。他们或是被劳作折磨得衰老不堪的男人(《歇牛》),或是为生活所迫、在天寒地冻中去挖野菜的女人(《赶山》)等等;王延辉笔下的“住在礼拜寺街上的回回们”,或是拉洋车(《黄土黄沙·天下回回之一》海五爷)、或是当马力(《黄土黄沙·天下回回之八》少年马力)。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弱势者,时刻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激烈的生存压力。生活于他们更多的是没日没夜的艰辛劳作,更多的是挣扎努力身心疲惫。以《歇牛》为例,主人公是一个被生活压得腰弯了、累得眼浊了的老人——马清贵,他拼其一生地劳作在土地上,不停地从土里“抠”钱,给儿子们讨媳妇。可尽管如此,孩子们依旧不得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这个去内蒙,那个在新疆,铁冷的日子里,睡在荒野里”。写尽了小人物的无奈与辛酸,令人感到沉重的悲戚。
  概而观之,新时期以来典范的回族文学作品大多以平民或所谓小人物为主人公,这不仅与创作者们的人道主义情怀密切相关,而且与回族的历史、现状都有一定的渊源。众所周知,回族是个来自于异域、形成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为了生存与信仰,他们曾历尽艰辛。西北黄土高原上生活着的回族民众是这个族群中很有代表性的群体。他们身处贫瘠之地,是位卑者,是普通人,但他们身上却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伤痛与铮铮血性。他们在严酷的生计挣扎中坚守着信仰。创作者选取他们为主要描写对象,能更好地反映回族生活状貌,诠释回族文化精神。
  回族作家塑造的第二类人物形象就是宗教文化下的虔诚信徒。回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宗教熏陶浸染中有许多人成为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回族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这样的形象。查舜《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马存惠阿訇,在动乱的四人帮时代,面对强权对信仰的践踏(强迫让回民养猪),大声呼喊,为此而险遭枪决。面对曾迫害他的仇家杜石朴,他宽容谅解,面对因斗争失败而心灰意冷的海文时,他鼓励劝勉;唐英超《大阿訇》中塑造的马化龙大阿訇,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一家八门数百余口性命,赎金积一带回民死罪;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那个一路行乞跋涉要去朝拜圣地的土罗耶定老人等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回回民族虔心向主、刚毅不屈的民族个性,看到了回回民族不惜牺牲个人、捍卫信仰的“束海达依”精神殉教精神。除了阿訇形象之外,回族作家们还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真挚的笔调描写了一批富有宗教思想性格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中渗透着伊斯兰伦理道德规范。如《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杜石朴,他曾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干了一些有悖于回族意愿、伤害穆民情感的事,为此他沉浸在负疚之中,尽管也曾沐浴更衣,尽管也是真心向善,但昔日所为,使他不敢迈进清真寺,使他痛苦不安。最后,当为救仇人的女儿献出生命之时,他释然了,“想到今天是宰牲节,他的脸上和嘴角显出了微笑。多么神圣的日子啊,能在这样的时光里长长睡去,也说明他来世的光景不坏。”
  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回族生活在神性与俗性的双重世界,回族作家从宗教视角去塑造回族人物,把他们潜在的神性世界剖视于人,有利于刻画出生动复杂的文学形象,准确细致地传达出回回民族的精神特质。
  回族文学中塑造的第三类具有民族特点的人物形象是回族女性。她们在平淡苦楚的光阴里不舍憧憬,默默忍受着种种拮据和辛苦;她们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不甘屈服,坦然承受着灾难和变故。透过她们普通的身影,折射出回回民族勤劳善良、隐忍自尊、坚韧刚毅、充满血性的鲜明个性。
  石舒清笔下的母亲(《清洁的日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回族女性。她把“扫屋”看成是生活中的大事,首先认真地选日子,为了选一个日头好的主麻日,她耐心地等待着;然后,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母亲像做新娘一样喜悦而振奋。她起得很早。夜的巨翼还没有完全收起时,她就已经洗毕大净。…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母亲还烙几个油馕,一遍遍在父亲耳边轻着声音唤他醒来,请他点几炷香,念一章《古兰经》上的索勒,再把油馕口道了。……扫屋才可以开始。”选日子、洗大净、烙油香、请父亲点香、念经,这无疑就是在举行一场宗教仪式。在拮据、艰辛的日子里,母亲却能勤劳如斯、朴实如斯、知命如斯,这怎不让人感动?她流着泪要求父亲常常摸摸娃娃的脸、她精心炒一锅香喷喷的麻麦给“我”和小伙伴们吃、她在父亲豪声豪气的许诺中,满含感激、指望地微笑。透过这些描写,回回民族勤劳善良、爱干净、爱整洁的个性跃然纸上。《红花绿叶》中石舒清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隐忍自尊的回族女性——马文山婆姨。面对自己喜欢的一双鞋,她怯怯地向朋友开口借五块钱,当对方稍一迟疑时,她“一下子就红了脸,像是戳到了痛处。脸侧向一边,向一根水泥柱子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后来对方执意借给她钱后,她连连表示“你放心,我一有钱就还你。”贫寒中的温婉自尊令人心扉颤栗。李进祥笔下的“口弦子奶奶”(《口弦子奶奶》),阿依舍、婆婆(《女人的河》)等女性,沉默、隐忍,把内心的苦楚、辛酸、感慨尽藏在宁静如水的外表之下。
  为什么回族女性身上具有这样的一些个性特征,为什么创作者通过他们来透视整个民族,笔者以为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回族女性在回族社会中的处境地位,孕育了她们沉默内敛、善良自尊的品质特征。
  伊斯兰教义主张在安拉面前男女平等,同时,它又给予了男子更多的权利,比如在财产、婚姻等方面都比女子优越。在历史变革中,回族文化借鉴汲纳了儒家“男尊女卑”“夫妇有别”的“人道五典”学说,使它与伊斯兰教的天道五功共同成为中国穆斯林新的伦理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女性日益远离社会生活,囿于家庭四壁。这种生存境遇,孕育了他们沉默内敛、善良自尊的品质特征。
  其次,回族女性作为回回民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民族生息繁衍、发展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小而言之,她们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主要劳动力;大而言之,她们与回族男性一道经历着民族的苦难与艰辛,一道追求着他们的生活与信仰,甚至因为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感性特点,她们可能在宗教信仰、伦理规范上表现得更为笃定、更为坚决。为此,她们是民族精神最恰切的载体。
  果戈理在评论普希金的诗歌时曾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1]这正是回族作家对塑造底层民众、虔诚信徒、回族女性这几类人物形象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透过这些人物,我们不仅能看到回族的历史变迁、生存境遇、风俗信仰,我们更能感受到漫长的岁月锻造出的回族独特的精神气质、情感世界。
  
  注释:
  〔1〕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A].转引自文艺理论学习资料[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594页.
  
  参考文献:
  〔1〕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征∕图 石舒清∕文.西海固的事情 [M].北京:北京十一月出版社,2006.
  〔3〕石舒清.开花的院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4〕张承志.西省暗杀考[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5〕张承志.清洁的精神[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6〕魏兰.回族文学概观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7〕王锋.当代回族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中国作家出版社,2001.
  
  王继霞,女,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陕师大在读文学博士,已发表《一样的月光 不一样的观照——回族文学中的月亮意象》、《试析回族在草原文化传承中的贡献》等文,主持《内蒙古回族文化研究》厅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