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评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
作者：葛立斌
一、独到的结构设计
《纵乐的困惑》用独特的理解叙述了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度的商业文化史，揭示出处于这种变化中的人们在财富带来的快乐中所触发的困惑。通过这个视角，卜正民透视到了当今中国的影子。他在英文版序中说“如果我没有经历中国自70年代以后从农村国家到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浓缩旅程，我也许不会构思写这本书，或不会用眼下的方式来写。这并不是说本书的叙述源自明代以外的资料，只是想承认，每一个历史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2]历史有些过程是相似的，并且可以加以借鉴反思，这个观点毫无新意。但卜正民却通过独特的构思给读者带来了新颖的阅读情绪。在这部书中，卜正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譬喻方式，用“春夏秋冬”的嬗递来暗示明代商业文化的发展与覆灭。全书以明代中叶为分界，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用“冬、春、夏”作为每个时期的譬喻，而最后明代覆亡的三年则冠之以“秋”的命名。之所以用“春夏秋冬”，是因为卜氏看重其所具有的“循环”的寓意。但我们看到，卜氏又打破了这一传统的象征性。在中国，春象征萌芽，夏喻为鼎盛，秋意味衰竭和萧条，冬譬喻事物最后的覆灭。卜氏并没有遵守这一法则，他认为冬象征社会的平稳和谐，春则意味着和谐已经开始被打破，而夏秋则象征着消颓。这样的构思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这正表现出这位外籍学者的另一用意，正如卜正民自己在中文版序中谈到的：“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中国历史）以外的人，我有着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又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生活中去的优势。这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3]这段话透露了卜正民能够正确把握中国历史研究的那份自信，他对中国传统的“春夏秋冬”的因循和创新，是他为启发中国史学者怎样构思自己的历史所展示的一个精美的展品。
在全书的导入和各章的连接上，卜氏找到了一个与明代共依存的普通人物作全书的导游者。这种人物，必须是一个朝代中的代表性阶层。他们的一生与朝代兴衰的一段共始终；他们具有对社会变换的忧患意识；最重要的是，后代的我们能在遗留下来的文献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大多数人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见了踪影，所以想找到一段历史最好的导游式人物并非易事。卜氏就在众多条件的约束下找到了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张涛。正如卜氏所说：“在篇幅庞大的《明史》中，他的名字仅仅出现过一次。”[4]但因为张涛有较全面的文献记载：有他编撰的方志体现他的个人情感，有参与国家管理的简短的经历，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些使他成为贯穿全书的导游人物。这种导游式的主角的安排，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是历史的主角，这是社会史著作的理念，这种撰写方式在中国传统刻板的学术成果中脱颖而出，占尽了东西方历史研究者的眼球。但是卜正民似乎做的更出色，在《纵乐的困惑》中，他又安排了主角当中的主角。当这个导游式的人物——张涛的思想贯穿全书的时候，卜氏对整个明代商业文化的勾勒也贯穿全书。这个核心人物，带我们走完了全书愉悦的阅览历程。
二、娴熟的史料驾御
1、敏锐的历史感觉
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不可能是完整的画面，鲜活的人物，只有残破不堪的零散的碎片。如何从中国大叙事式的历史纲目中打捞出残存的碎片，把它们复原成鲜活的景象？除了尽可能去搜寻更多的史料之外，更重要的恐怕就是历史学家敏锐的历史感了。这种西方学者对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所具有的敏锐的感觉，美国史学家柯文称之为“移情”。所谓“移情”，就是指“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5]卜正民就运用“移情”进入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亲身体验到了明代商业文化膨胀下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
试举一例：关于明代建筑物的主要材料——墙砖，引发了作者对历史敏锐深刻的感触。一块至今还嵌在南京城门上的墙砖，已经没有了更多文献材料，仅剩下了几个名字：招甲：席俊翁，甲首：方朝张，窖匠：卢立，造砖夫，广福寺。卜正民却将这些文字与零散的史料进行联系整合，构架了明代“墙砖”生产的完整景象。例如他根据史料对甲首方朝张和招甲席俊翁身份地位的推测；根据历史地理知识对这些墙砖的生产地的猜想；根据《天工开物》对窖砖生产方式的分析等等。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有了充分的史料并不说明就能成功地复原历史，只有将良好的历史感和文献相结合，才能为后人“移情”出一幅活动的画面，也许这画面的确含有历史学家的主观情绪，但是，总归要比简单地将文献进行罗列好的多。
2、多样的人物主角
中国传统历史著作是“大通史”、“大纲式”的撰写方式，总是把一段具有多区域、多群体、多个体色彩的复杂历史删减成为单线条的描写，这种撰写方式往往忽略了人物本身起到的重要作用，人物永远都是“大历史”中的一个棋子，而不是活生生的具有能动性的个人或群体。这样撰写的历史往往是史料的堆砌，阅读起来索然无味。社会史的撰写方法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僵局，开始以“人”作为主体来考察历史，从个体、集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探讨。
卜正民非常娴熟地将这一方法运用在他的著作中。他笔下的人物不仅限于对传统的传承——对上层人物和精英人物的深入研究；也不仅限于对社会史时髦理念的延续——对草根人物饶有兴趣的津津乐道。在他的笔下，是多阶层人物的综合反映，它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建构社会群体的关系网。在本书中，上至帝王，中至官僚士绅，再至明代特殊的群体（如外国的使节和漂流者），下到下层草根民众（如烧砖工、职业书手、和尚、烈女、艺妓、娈童、旅游者、纺织工等等）。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描述，并不是孤立静止的，卜正民一方面将不同的人物进行对比体现出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他还将这些人物放在嬗递的时代中来描述他们的真实心理和真实人生。
3、多维的历史视角
卜正民显然是美国柯文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的一个实践者，柯文认为“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由此柯文认为应当按照“纵向”和“横向”的划分来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比较精细的描绘[6]，许多西方学者都遵循了这一研究趋向，《纵乐的困惑》是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毫不生硬的范例。
本书多角度地刻画了明代商业文化发展的轨迹。在明代商业繁荣的背景下，对国家、政治、人口、地域、灾荒、变乱、商业、文化、贸易、外交等诸方面都有独到的分析。单举商业现象来看，本书通过对货币、流通、饥荒、专利、商税、农业、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海上贸易、园艺、农村中的社会关系、精英分子的鉴赏品质等多方面的分析，综合描述了明代商业的繁荣给不同群体的人带来的震撼和冲击，深层次地挖掘了各个群体的人在精神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如在本书中提到了在发达的商业文化下有关“时尚”的话题。卜正民认为，时尚打破了传统上不同阶层的等级地位，商业的兴盛带来了又一个被儒学理念斥责为“僭礼”的时代。当普通民众也可以穿上象征士绅身份的衣饰的时候，当士绅们以不断变换的审美规则来维护自己的优越感的时候，时尚成了明代商业兴盛的最明显的社会表象。这一角度的分析拓宽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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