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广义大众传媒背景下的政府角色扮演
作者：吴 威
这种广义的大众传媒社会是典型的消费社会的产物，其中的“大众传媒”等字眼就可以看出。其实，正如蒋荣昌老师在《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中所言，正是因为消费社会的形态日渐成熟，社会中的所有元素都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体制和市场中博弈和交谈，不光他们的活动和思想具有本身的意义，而且作为一个社会元素的他们本身就具有某种逻辑上的普遍的意义即进入了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局面。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形态一直在发生着巨变，首先是经济体制从以国家和党政机关指导控制为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30年的逐步改革，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并逐步趋于完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所有社会元素进入市场洪流之中，进行着广义的交易和交换过程，社会已经进入市场社会——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逐步进入西方发达的消费社会的社会形态。而所有的这个消费形态的社会元素都在其市场社会的活动中制造和体现着某种意义。简单的说，在这种广义的大众传媒时代，物物皆文本，物物皆意义。这其中就包括随着市场体制改革而逐渐变化的中国社会最大的市场主体——中国政府！
在前消费社会，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着天生的“法权”等级，劳动者没有取得“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缺乏自由表达的权利。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工人运动的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全民社保体制。真正使“公民”的身份获得确立，劳动者终于摆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成为可以自由表达和行使其意愿的人。生产需要保证其商品销售出去获得利润以扩大再生产，必须有消费者的“消费”，否则就要破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获得了权利，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没有他们的消费，产品的全过程就无法完成。
随着中国市场社会的逐渐成型和发展完善，中国的政治社会也同样产生着这样的变迁。在前消费时代中的“法权”等级逐渐随着所有社会元素进入一个公平和开放的市场中进行交换和博弈而渐渐失去其特权意义以及等级标准。也正因为此，自由、平等、开放的市场社会为“公民”的身份的确立提供了最大的根本性的保障。在这个广义的大众传媒时代，具有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的公民才能够通过消费来进行表达和传播。
物就是符号，物就是文本。这就意味着在广义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文本的多样化，传媒文本不再局限于书本、电视、广播、报刊等，而扩展到一切参与市场社会的元素。“消费社会的传媒文本是显而易见的内涵性文本，由于消费社会的高度社会化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符号化，器物、大众传媒、体育事件、明星都是传媒文本，甚至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方式都作为能指物在言说着不同的意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传媒文本。”
由此，中国政府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和中国市场社会中最大的主体承担着管理和整合社会的责任。他又是怎样站在一个管理者的高度来参与“普遍有效的公民”组成的消费社会从而实现广义传媒时代的意义生产和表达的呢？下面笔者将通过汶川大地震和股市经济的调控等具体事件说明政府的“国家管理主体”、“市场行为主体”和“社会普遍公民”三个角色扮演的角度去分析在不同的角色扮演的条件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运作的。
首先，作为国家管理主体的中国政府努力整合、协调全国各种力量和关系。中国政府的国家管理主要包括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经济调控等。政府通过他们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各种政治性倾向都在有意的表达并且有力的传达着他们的意图。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的迅速良好的反应得到了国内外普遍的尊重和赞誉。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行为和倾向在与外界的意义博弈中取得了共同点——那就是普遍的人性和开放客观的态度。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举国之力的救援、妥善有力的解决灾害、开放客观的宣传政策、深刻的灾后反思、有力的灾后支援保障等等，都向国人传达着“负责任、有能力、有决心、仁爱、强有力”的可靠的政府，向外界则传达着“人性、友善、果决、强有力、开放、客观”的中国政府。这些意义则通过整个灾难的过程清晰有力的传达给了其目标受众，并取得较为合拍的反馈。至此，一个意义的生产、表达、传播和反馈的全过程在这样一个广义传媒时代得以实现。
其次，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中国政府。所谓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消费高度发达，市场产品高度过剩的一个现代社会形态。它无疑是以市场社会为基础的，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发展的市场社会中，所有元素都将进入市场的洪流中进行各种活动，在这里，中国政府也不例外。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其消费能力是举足轻重的。习以为常的就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参与市场消费。但中国政府作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还保持着经济生产的主导地位——国有制、公有制。这些国有的经济主体在进行体制改革之后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的遴选和优化得到发展。可以说，中国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不光是有意义表达和传播，而应该说是意义重大。另外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个体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时候，在履行货币政策和经济开放政策等方面体现着各种具有昭示力的意义和倾向，并为国内外的市场参与者紧密关注着。
最后，作为社会普遍公民的中国政府。如前文所述，中国由于现在的市场社会特征，伴随着各种“法权”等级的消失，中国公民被赋予“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而在这样一个充分发展的市场社会中，进入市场的一切元素中，不无例外的包括了中国政府。在这里，政府也被赋予了“公民化”的意义。他们同样遵循国家法律和市场交换的准则，实现和市场社会中其他元素的开放、公平、平等、有序的交换和交谈。易言之，就是管理者首先要作为普通公民参与公民社会。这一点在国家法制、经济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国家犯错就要反思和改革，国家经营失败就要承担损失，国家参与民事和行政纠纷和复议。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中国政府也正在努力去官方化，增加亲民性和服务性。这些政府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行为都在逐渐趋于意义的表达——政府的亲民和服务以及公平、开放、平等、自由的一个社会体系的形成。
中国政府在以消费社会和市场社会为背景的中国实现着自身的传媒化——意义的表达和传播。于是，我们不难看到政府日渐增多的公关和宣传，以及各种政府职能转变的信号和行动。把握住广义传媒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中国政府才能在国内树立威信和建设开放、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在国际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获得更多的对话的机会和场所，增加互信的基础。
政府作为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经济调控的国家管理行使机关的同时，由于市场民主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消费社会形态的逐渐显现。它在与之相对应的三个角色的扮演中，作为物的形式被符号和文本化，成为意义的附着体和表达、传播着，体现了在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自由、开放、平等”的社会特征中，政府的职能、位置和角色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传达。
参考文献：
1、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态》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2、欧昌全 浅议中国的“广义大众传媒时代”《湘潮》 （下半月） 2008年第一期
吴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