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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百鸟衣》
作者：张 畅
韦其麟的《百鸟衣》是以英俊勤劳的壮族青年古卡和美丽善良的壮族少女依娌传奇而带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的民间传说为基础创作的。作为爱情诗，其诗作之美、之特色、之内涵均体现于其之上，是当代诗坛的一枝奇葩。
一、《百鸟衣》的爱情文化背景
壮族是一个非常善于歌唱的民族，尤其是歌唱爱情。在壮族古老的习俗中有一种称为“歌圩”的民歌集会，是壮族青年男女进行公开社交活动的节日，一般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二月初二、三月三或八月中秋前后农闲的日子里举行，每次持续两至三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以未婚男女为主体。小的歌圩，只有一两千人参加，大的歌圩有时竟达两三万人之多。歌圩开始时，未婚男女就暗中物色唱歌的对象，然后三五成群，以歌酬答。所唱的内容非常广泛，有盘歌、猜谜歌、故事歌……一般都以情歌为主。
由于歌圩的存在，使得壮族的每一个未婚的男女，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诗歌训练。他们或她们不仅通过歌圩从小就接受民歌的传统教育，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与劳动中，还要受到即兴创作的训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壮族青年，都是一位歌手，同时也是一位诗人。[1]
所以，在这些源于爱情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出情诗，出好情诗也就是必然中的必然了。于是乎，《百鸟衣》中便有了这样的场景：
打猎的后生多又多/见了依娌谁不唱歌？/唱就唱来放声唱/依娌一唱就几萝。
唱歌的后生不知数/个个没依娌那么多歌/古卡闻声唱一支/依娌回头笑得像朵花。[2]
正是这种源于壮族文化、来自壮族同胞自身生活的描写，将读者带入到壮族同胞所聚居的那块神奇的土地，仿佛听到无数像古卡和依娌般的壮族少男少女们甜美的歌声。诗中带有大量而明确的爱情文化信息，男女主人公古卡和依娌双方都是赛歌的能手，以歌声来表达、倾吐双方的爱情，这是完全符合壮族的文化的。
二、《百鸟衣》的思想内容
几乎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百鸟衣》的思想内容是以古卡和依娌的生活和爱情遭遇，真切的反映出广大壮族劳动人民在封建势力的残暴统治之下所经历的苦难历史，以及他们勇敢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个观点相当有道理，且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
诗中的反面人物代表土司，源于我国宋代的土司制度。在宋代，流官管辖的地区和土司统治的地区，属两块天地。流官地区受汉族法律约束；而土司地区，则凭土官的个人意志与习俗进行统治：“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土官本人既是领主，又是封建统治者，享有与汉族流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许多特权。在土官管辖的地区，峒丁毫无经济上的自主权和政治上的人身自由，不能随便迁徙。“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自于下流阅其尸”（见周去非《岭外代答》）。由于土官对土民这种及其野蛮的超经济剥削与政治迫害，在凤山县的土民中，流传着一句谚语：“宁为河池狗，莫做凤山人。”
除《百鸟衣》外，还有许多相似的作品，如《白鸽姑娘》、《鲤鱼姑娘》、《田螺姑娘》、《黄鳝鱼》等等。情节大致都是封建土司对下属农奴强取豪夺，农奴们或靠助有灵性的人、物或直接借助神力，最终脱离土司的统治，同时也让土司受到了严厉的制裁。所有这类作品，都是公开站在农奴的立场上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出气的。因此，以上这类作品连同《百鸟衣》也就自然而然地归为地道的农奴文学。《百鸟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加上这么一层带有鲜明阶级立场的政治外衣。
当然，我无意改编或删减《百鸟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功能。作为一部在当代诗坛颇具影响的作品，《百鸟衣》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一定时代，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元素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将《百鸟衣》作为纯粹的爱情诗来分析，从其思想内容上来说是有理由的。首先，韦其麟的《百鸟衣》所吸取的民间传说故事的基本情节，是从壮族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大胆的创造，围绕着古卡和依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由合到散最终又到合的这么一个线索展开的，故事情节大致是：男主人公古卡是个勤劳勇敢的小伙子，但是由于贫困娶不了媳妇。此时，一只神奇的公鸡来到他家，变成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依娌，并做了他的妻子，与他一起过着相亲相爱美满幸福的生活。这时残暴的土司出现了，为了达到霸占依娌的险恶目的，千方百计地刁难古卡，但这些都难不倒古卡。最后土司原形毕露，用武力将依娌抢了去。依娌告诉古卡，“你去射一百只鸟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门里。”她在土司的衙门里坚贞不屈，不要土司的锦衣玉食，只为等古卡来救。古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制成百鸟衣，杀了土司，救了依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说，整部诗歌在内容上真切地体现了两者之间坚贞的爱情，以爱情为主线，反封土司的斗争只是作为辅线。从诗作本身出发，全诗共有四个章节，从第一章古卡成人开始，就隐含着为爱情的铺垫：
廿岁的后生不算小了，/廿岁的后生该成家了，/老实的古卡呀，/还是个单身汉。
插秧的时候，/该有个媳妇帮帮；/收割的时候，/该有个媳妇帮帮。
衣裳烂了，/该有个媳妇补补；/家事乱了，/该有个媳妇理理[3]。
之后三章，更是与爱情这一主题紧密相连，爱情线索始终穿插其中。第二章依娌由公鸡变少女成了古卡的妻子，快乐地生活；第三章封建土司出场，拆散了古卡和依娌，但并没能拆散他们之间的爱情；第四章古卡带回百鸟衣救了依娌，也证明了他们忠贞的爱情。可见，全诗至始至终都是以爱情为主线的。
其次，《百鸟衣》的作者韦其麟是1935年生，而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发表此诗，时值1955年，也就是说，当年也不过只二十岁，正直青春年少，其作品中除了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外，恕我斗胆，借用西方弗洛伊德的观念，从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来看，反映更多的恐怕还是充满青春的激情和充斥着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这一时期，作者还曾发表同类爱情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同样描述了少年尼拉和少女夷娜之间比玉还洁、比钢还坚的爱情。该诗原载于《新观察》1953年第十五期。很显然，年轻的作者有着一颗年轻的爱情之心。这也是《百鸟衣》主要还是一首爱情诗，甚至于把其归结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将韦其麟的《百鸟衣》归结为纯粹的爱情诗还有利于突出长诗的爱情艺术，同时也更能凸现该诗的艺术魅力。
爱情是人类文学永恒的主题，其魅力经久不衰、万古长青。爱情因诗而更加美丽，诗也因爱情而更具魅力。正如张永健老师在为《情诗精粹赏析》所作的序中所写的那样：
爱情诗自古以来，尽管由于民族、地域、时代不同，艺术观念与审美情趣有别，但熔至真、至善、至美的感情与一炉，却是共同的。它抒发了人类最自然、最纯真的感情，表现了人类最善良、最美好的愿望；它不仅具有认识、美感、教育和感化等文学艺术的一般作用，而且具有启蒙情爱、结情联姻的特殊功能。[4]
“百鸟衣”成就了一段美好的爱情，而正是这段爱情成就了《百鸟衣》。韦其麟的《百鸟衣》因爱情而生，也因爱情而魅力永存。
三、《百鸟衣》的爱情艺术
就《百鸟衣》的爱情艺术来分析，作为一首叙事型的爱情长诗，《百鸟衣》也是无愧为一篇出色的爱情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