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马原《虚构》的深层意蕴
作者：肖盈盈
《虚构》文本本身最大的特色的确是它“小说的小说”叙事模式。从作者、隐含作者的区分来看，作者马原是多文本的创作综合体，它不仅创作了《虚构》，还有其他的众多小说，他是他所有作品的复合体。作为《虚构》作者的马原即隐含作者，只是作者马原这个三维立体物的一维，他只“在”《虚构》这一文本中，而在其他文本中则是“不在”和缺失的。世界上所有存在都是相对出现的，有隐含作者必有隐含读者的存在，《虚构》作者所期待的隐含读者是摆脱传统小说接受视野的读者，这个读者应该接受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图——即小说创作就是虚构，隐含作者期待的隐含读者是能将小说创作与现实明确区分的理想接受者。作者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形式方面的先锋探索是很引人注目的。但是作者如果只停留在艺术形式的特异性追求上，为“元小说”的建构而建构，最终必将解构自身。故而笔者认为马原的《虚构》能至今都让人驻读的原因还在于其文本所带给读者的人文反思。
《虚构》的叙述者“我”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他并不等于作者马原，也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他只是隐含作者在创作小说时虚构的人物，并借他的视野和话语来阐发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虚构》隐含作者借叙述者的叙述制造了一个多重的“他者”世界。作者马原在“他者”世界的框架建构中以人文的精神关怀使其文本丰润厚重起来，这使得文本形式的躯壳不显得干瘪空洞，从而使文本获得直击人类心灵的震撼力。
一、被叙述者的他者世界
叙述者处于正常人的、男性的世界；被叙述对象是麻风村的全体封闭世界，这是一个非正常人（残疾人）的、非男性的世界。后者相对于前者的“自我”而言是一个他者的世界。萨义德曾提出：世界是完整的，但当我们面对我们所陌生的事物时就会将这个陌生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分离开来，因为我们对陌生的事物总是会感到恐惧，并且为了克服这种恐惧而将“他者”世界主观的定义为是在思想与行为上与“我们”相异的，进而将其视作比“我们”低级的对象，使得“我们”有了看和叙述的权利，而将“他者”置于被看、被言说的失语状态。由此看来，叙述者作为有话语权的“自我”，因为他处于正常人和男性的世界而具有了随意进入非正常人的非男性的世界的权利，有了言说作为弱势群体的“他者”的权利。作为“他者”的麻风村被叙述者则不能随意离开这个被主流意识形态人为划分出来的“他者”世界，他具有被看与被言说的权利，却没有看与言说的权利。
二、非正常的女性的他者世界
叙述者“我”不想作为旁观者而想作为参与者走入这个“他者”世界，但是他无法跨越主流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自我”与“他者”世界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作为正常人进入麻风村是通过非正常的途径，这是叙述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但这种反叛的力量是孱弱的。进入非正常人的世界后他遇到了村中会说汉话的唯一女性，这个女性是“无名”的，他们两者可以沟通的缘由是“这个女子是会说汉话的”，语言在此也有了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力量，汉语作为主流意识社会的语言与“玛曲村”的藏语之间的两级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除了语言的认同，男性叙述者与女子的界限依然泾渭分明。这种界限既是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也是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形成的。打破这两种对立的途径是——“我”与女子产生感情并发生性关系。叙述者“我”又将自己置于“自我”的地位，女子因为有生育能力而沦为男性的“他者”地位，因为在叙述者作为男性的视野中，女子之所以成为他的性伙伴，只是因为她仍具有作为女性应该具有的生育能力从而有了作为人的生命力，否则她只是一个物的存在，不可能与主流社会闯入者产生任何联系。从这一角度而言，女子相对于叙述者仍然是处于“他者”的地位。
三、他者世界中的他者
作为珞巴人的小个子与说汉话的女子之间，由于传统的种族观念而使珞巴人小个子在麻风村的封闭世界中也处于“他者”的地位。虽然小个子与汉话女子之间曾有过亲密关系，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因为种族的等级关系使麻风村中的年老妇女可以说是最弱势的群体，首先是作为相对于正常人世界的残疾人成为“他者”，其次是作为相对于男性世界的女性成为“他者”，三是由于年老而丧失作为女性体征的生育能力而成为正常女性的“他者”，三重他者的地位使这群麻风村的年老妇女完全处于失语状态——她们基本上不说话以至于叙述者在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在楼下还还住着一群妇女，和女主人公在一起的两位老年妇女除了晒太阳外，唯一的乐趣是互相喷鼻烟，这是她们唯一的生活乐趣。
四、主流世界中的他者
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看文本中麻风村的唯一会说汉话的老汉：叙述者进入麻风村所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会说汉话的老汉，老汉在麻风村是从来不与人来往的，叙述者会说汉话以及他的来自外部世界，使老汉事先构设好的叙述模式得以实践。老汉与叙述者的对话是存在于老汉的无意识层面的，我们知道人的无意识层面是由于个人受到压抑或遗忘而形成的，他通常是存在于人的梦境中，而叙述者与老汉的叙述恰如在老汉的梦境中，是属于老汉无意识层面的叙述模式。老汉因为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在他的意识层面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意识，而只具有动物的意识，就是这种动物意识使得老汉违背常理的与“淫狗”之间存在不寻常的关系，纯粹动物性的关系是建立在动物性的意识层面上的。当叙述者“我”打断了老汉无意识层面的叙述程式，造成老汉无意识层面的东西闯入他的意识层面，使它作为人的意识觉醒，从而对之前的动物性的意识感到羞耻，最终使得老汉在十分厌恶的杀死“淫狗”后自杀。
从主流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他者世界到他者世界中的等级世界，马原在《虚构》中确立了很多的他者形象，这仅仅是他的“白日梦”吗？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惨烈的故事，仅仅是作为叙事手法所玩弄的游戏吗？也许隐含作者的意图未停留在如此肤浅的层面上。在掩卷沉思之余，我们能体味到的是“马原”这一叙述者背后的隐含作者除了能娴熟运用西方新叙事手法外还有深切的人文关怀隐藏其间，并给读者心灵带来一种启示的力量。作为先锋代表作家的马原建构接纳并内在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这一行为本身必须被置于其所身处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在面对先锋作家对于形式追求的目的时，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写作的自由”和“解放想象力”。同样身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格非在他1989年发表的被视为先锋派宣言的《虚伪的作品》中就提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正是这样一场“象征的革命”是马原的《虚构》不可能只停留在形式的追求与内容的虚构和空洞上。
正如马原在《虚构》中所说：“我当然还写了一些我的同类的生生死死，写了一些生的方式和死的方法……大概我这样做是为了证明是不同凡响的作家。”马原的不同凡响如果只体现在形式的追求上，很多写手都可以竞相模仿来成就“不同凡响”，但为什么马原对叙事形式的探索能震撼人心，正是他独具的慧眼、能洞穿事物的真相，见人所未见而言人说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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