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从于连的矛盾性格评其悲剧命运
作者：郁士宽
一、反抗与妥协
于连生就了一种叛逆的性格，在家里时就已表现出反抗性。对来自强悍无理的父兄的欺凌，他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办法进行反抗。在德·瑞那市长家，这时反抗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当骄横的市长把于连当作佣人一样粗暴地训斥时，于连“眼里射出残酷可怕的复仇的模糊希望”，愤然回答说：“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为了报复、惩罚市长，于连决定要当着市长的面抓住他夫人的手。这还不够，以后又进一步占有了德·瑞那夫人。这些报复性的举动，都是发自于连的反抗性格。但是，来到木尔侯爵府之后，于连的反抗性却隐退了，表现出来的是妥协性，特别是对那个他认为是“恩人”的木尔侯爵，总是显出恭顺的样子，热衷于为他效劳。他还参加保皇党的具有重大阴谋的巴黎最高级会议，出色地执行出使英国的特殊使命。而到最后，于连被押上审判台，一切希望宣告破灭时，反抗性又重新出现。于连性格中反抗与妥协这两种因素，是随着时空的交替和情境的变化而演变。于连这种反抗与妥协，与他的人生理想有必然的联系。拿破仑和他一样出身于社会底层，靠了自己的才华和机遇征服了这个世界，让无数人顶礼膜拜。于连纵然有头脑，意志坚定，却没有拿破仑那么幸运。对于连而言，拿破仑时代的消失，宗教信仰的丧失，私欲膨胀，已使他的生命生存没有了价值根基，灵魂无所归依。这样，在于连的生命体验中，他经常痛苦地徘徊在自由与禁锢、反抗与妥协的怪圈之中。在现实的道路上，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尽管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性是与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性相联系的，必然遭到失败。
二、自尊与自卑
于连说：“实在的我算不了什么，总之我这个人很平凡、很庸俗，他人固然讨厌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他自己的话就深刻地表现了他强烈的自卑心理。出身低下，于连总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由此而导致了他极强的自卑感，同时也激发了他维护人格尊严的强烈要求——找回自尊。自尊与自卑常常互相依存、互为因果。晚上乘凉的时候，于连无意间触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手，她一下子缩回去了，于连以为德·瑞那夫人看不起他，便决心必须握住这只手。他果然做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手被于连偷偷地紧握着，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于连第一次握了德·瑞那夫人的手之后，有一次他们在客厅里相逢，他又抓住了市长夫人的手，并表现出从来不曾有过的虔诚与真挚。市长夫人也因此而快乐的满脸通红，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她想起于连那个小盒子里珍藏的女人的肖像(其实是拿破仑的像)，于是立刻妒火中烧，愤然推开了于连的手。于连则觉得这位高贵的夫人毕竟是看不起他这个木匠的儿子，所以此时又反悔了。于是，他让她把手收回，不屑于留恋，慢慢地走开了，嘴唇边浮现出一层辛酸的微笑。这里，于连被德·瑞那夫人推开的刹那间，自卑感油然而生，同时，自尊心又被激发出来了，那“不屑于留恋”的姿态和“辛酸的微笑”，正是于连自尊与自卑相交融的复杂心理之真实写照。因此，于连的这种自尊是一种奇怪的自尊，也是靠这一点，使得他顺利钻进上流社会的内部去，达到他出人头地的目的。为了自尊，他不仅要摆脱父兄的责打，还要使上层社会那些纨绔子弟折服于他。于连的自尊迫使让他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以平民的身份连续征服了德·瑞那夫人和德·拉摩尔侯爵小姐的爱情，为他达到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这种盲目地推崇“自尊”的理想和追求，最终却把他引向了歧途。
三、善良与残暴
以往的评论中，对于连的善良似乎不愿予以充分的肯定。其实，纵观于连一生的经历，尽管他的行为中有不高尚的一面，但作为一个贫民出身的人，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没有泯灭那善良的天性。于连第一次来到德·瑞那市长家门口时，那脸带泪珠、怯懦腼腆的憨态，实在像一个善良淳朴的青年农民；他和儿时的伙伴福格，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只能发自善良的心灵；他同情哇列诺统治下的“囚民”，并为他们的不幸流泪，后来还寄钱救济他们；他曾为彩票局长一家人的生活担忧，也曾给葛斯先生以深切的同情；他甚至还痛恨畦列诺靠剥削孤儿使自己成为巨富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另外，当玛特儿后悔失身于于连，对于连说：“我恨我委身于第一个来到的人”这句话时，于连因她伤害了自己而恼怒，差点儿用挂在墙上的古剑杀了玛特儿。于连的残暴重点表现在刺杀德·瑞那夫人这件事情上。当然，刺杀的不成功宣告了于连残暴行为的结束，也宣告了他对玛特儿小姐的最终抛弃。其实，于连实际上又怕德·瑞那夫人真的死掉，他处在既爱又怕的矛盾交织中。当他得知德·瑞那夫人没有死时，他先是惊喜与他所爱的人并没有死，于是，于连考虑到既然不能把德·瑞那夫人杀死，那就只好把自己杀死。所以当法庭判他死刑时，他拒绝任何可能生存的要求，甚至承认法庭的判决是“公正的”。
四、正直与虚伪
在神学院那“到处是伪善，到处是欺诈”的世界里，他把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答尔丢夫奉为导师，这为他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般地顺利打下了基础。用虚伪作武器，同“敌人”展开周旋。他心底里明明崇拜拿破仑，却当众辱骂拿破仑，还宣布了自己要做神父的计划；明明不信神，却假冒虔诚，终日“孜孜不倦地研究神学”，把自己向来认为毫无价值的《新旧约全书》和《教皇传》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还“见人就背，必要时，可以从最后一句开始倒背回去，一直到第一句”。可以看出，这些举动是虚伪的。但是，这毕竟不是于连很情愿、很自然地做出来的，而是费尽心机装出来的。他觉得，要这样做是“多么大的困难呀!”他心底里是痛恨虚伪的，对“到处是虚伪”的神学院“充满了疯狂的愤怒”，每当自己表现出虚伪的样子时，他“就凄苦地嘲笑自己”。可见，在虚伪的表象后，还有正直的内心世界。在于连的性格中，虚伪与正直，是以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也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联的。于连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深受法国大革命的熏陶并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时代精神。他精力旺盛、雄心勃勃、善于学习和思考，具有顽强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超人的智慧，但他毕竟生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阶级的偏见、矫饰的习惯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对其影响极大，使他具备了“正直”与“虚伪”的双重性格。在小说中，作者对于于连性格中的虚伪自私的一面虽有所批判，但总的说来是同情的，甚至是欣赏的、赞美的；作者认为人类性格中的缺陷根源于社会本身，人物自己是无法摆脱周围影响的，于是司汤达不仅同情于连，而且还放纵于连，让他在虚伪的面罩下干出许多自私自利的事情，并认为这是弱者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必然把于连推向失败。
纵观于连几方面的矛盾性格，并联系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于连的失败，除了社会、时代的因素外，正是由于他的矛盾性格所致。截然相反的性格，相互对立、相互消长，既能够鼓起他的勇气与激情，使他与社会抗争，也牵制了他斗争的力度和深度。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有时像躁动不安的烈马，为了实现野心而奋不顾身；有时却像个懦夫，为自己的人生命运而自暴自弃。他为自己成功地杀进贵族社会而沾沾自喜时，又会谴责自己因欲望而丧失了理智，最终还是在贵族资产阶级的迫害下过早地夭折了。这是时代的英雄悲剧，也是个人的性格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