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佛道思想在盛唐隐逸诗中的交融

作者：齐德东

　　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所形成的方外世界，是诗人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王国。唐代佛教、道教的发展跌宕起伏，但唐代文人对佛教、道教并不计较其高下，而是一视同仁地当作一种方外世界。由于李唐王朝与道教的特殊因缘和皇帝对佛学禅理的推崇，佛道二教弥漫社会各阶层。文人们是最先与其接触，受其影响最深的阶层。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唐诗作为唐文化的精华，与当时的佛教、道教是紧密联系的。其中隐逸诗与当时宗教的联系也是明显的。唐代诗人由于厌恶官场中的追名逐利，厌倦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向往和追求独立的社会人生理想和心性的自我超越，寻求精神上的平衡和宁静，进入一种“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隐逸成为实现生命价值取向的主要途径。而佛道出尘、出世的思想迎合了这些文人内心的渴望。因此，盛唐文人在隐逸诗歌创作中深情咏唱着佛道的情趣。
　　
　　一、苦郁隐逸诗人的佛道情怀
　　
　　盛唐是一个文化开放，精神浪漫的时代。国家的富强为诗人们施展抱负，展现万丈豪情提供了舞台。既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的豁达开朗，豪言壮志。又有“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艺术热情，富贵浮云理念，但任何盛世的背后都存在着黑暗与无奈。中国古代文人在仕途失意，理想价值不能实现之后，便开始自省内心，追求自我完善，寄情于山水，借山水田园的清幽淡雅、恬静温馨来反映现实社会的污浊不堪、冷酷险恶，表达一种隐逸的乐趣。把山水隐逸作为自己人生的另一方世界，在佛教道家的隐逸文化中找到内心失落的精神家园，从而满足心灵的伤痛。
　　道教的思想理论基础，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经后世的不断增减，形成了道教的神仙长生不老的精神学说体系，但根本的思想没有变。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道教认为万事万物都遵循“道”的轨迹，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掌控一切，这就是“道”。道教追求的是飞升成仙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往往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强调人与自然需要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盛唐诗人在仕途上遭遇坎坷，人生不如意后往往都进入深山修炼或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深涧幽谷，无限的接近自然。王维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所写“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潺。倚杖柴门外，临风昕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夏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孟浩然在《寄天台道士》写到“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屡蹑莓苔滑，将寻汗漫期。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清净幽宁的自然环境，陶冶了诗人的身心，使人在清净的自然中，进入了祥和清净的境界。远离尘世的喧闹，仕途的坎坷，人心的险恶。这与盛唐隐逸诗人人世不成，抛去功名利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自然中获得心灵的寄托。
　　佛教是由印度传人中国的，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融合，使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了。佛学的主旨是求解脱一切苦厄。而能否得到解脱，则要看能否彻悟。“顿悟说”是禅宗的主要观点，禅宗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禅宗，对中国诗学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它给隐逸诗带来了新的精神。严羽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道”。盛唐的许多诗人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常建、刘长卿等，多少都受到佛教的影响。王维在他的隐逸诗中，善于将禅理融入诗品，使禅境与诗境统一。他在《竹里馆》中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一种悠闲静寂的禅境，它通过具体的感悟，抒发了闲寂的心境。在瞬间顿悟，感悟到人生的真谛。李颀在《宿莹公禅房闻梵》中写：“花宫仙梵远微微，月隐高城钟漏稀。夜动霜林惊落叶，晓闻天籁发清机。萧条已人寒空静，飒沓仍随秋雨飞。始觉浮生无住著，顿令心地欲皈依。”这首富有禅意的诗歌中，直接用了一些佛教用语，以表达对人生、自然的感受与领悟。佛教禅宗对盛唐隐逸诗的渗透，使诗人从体悟到构思、创作都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变化。诗人在宗教的感悟中培养了自己的宗教品格，并把这种宗教感悟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佛学禅趣的介入使得诗人的隐逸诗境变的盎然了。但由于功名利禄所代表的名利世界，给诗人们带来了尘世的困扰。仕途的坎坷、利禄的牵绊，让他们在清醒之际，将世俗世界与佛禅世界作一对比，成为隐逸诗中的一种情趣，让诗人在禅静的世界里，找到一方净土，找到一块心灵栖息之地。
　　
　　二、佛道境界与隐逸诗人
　　
　　道教侧重于不完全出世，也不完全人世。它是以任达的态度去追求生命的永恒，以成道成仙为生命长生的目的，使人从精神上获得解脱，从而达到庄子的“虚无恬淡，乃合天德”的境界。佛教偏重于出世，它由心发，追求虚静寂空。它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差别、绝对自由的理想世界。它以明心见性，心灵觉悟来洗涤世俗，摆脱俗念。禅宗中主张的一切随缘、主观任性的人生处世方式与老子的无所可用、安时处顺的处世方式的观点指向是一致的。佛教的涅槃思想与道教成仙学说，都是在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无奈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精神选择，成为在现实社会生存的心灵安慰和精神寄托。
　　盛唐隐士中，佛学味浓厚，且能够化释道，以佛学道识观念处理世事对待人生的，首推王维。王维之隐渗入了佛教义理，洋溢着禅宗色彩。汉代东方朔提出的“避世于金刀门”的方式，到他身上佛教化了。然王维虽然被历代文人成为“诗佛”，但是他也与道士交往密切。如他写下的“天老能行气，吾师不养空。谢君徒雀跃，无可问鸿濛。”(《赠焦道士》)，“太乙近天都，连天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等。说明他的诗也受到道教的影响。他以道自任的执着，超脱世俗世界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来对待人生。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叙述自己归隐的原因，中年以后就厌恶世俗而信奉佛教，写出了诗人淡逸的天性和超然物外的风采。句子既纯属自然，又含隐哲理。全诗处处显现出作者对佛理的参悟。然在此诗中，王维中岁所好之“道”也可以是道教之道，山水之色，白云飘飘，鸟叫虫鸣，随时欣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也正是道教思想的完美体现。
　　盛唐另一重要的隐逸诗人孟浩然，因个性高傲，不拘礼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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