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囚绿记》探微
作者：庄景秀
几乎所有的课文分析显示，作者“囚绿”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对绿的喜爱，一是借这个不屈的囚徒表达对坚贞不屈的民族性格的赞美。不可否认，写于北平沦陷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囚绿记”，蕴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绿”已经超越本意，具有象征的意味。广大敌占区的人民从这株不屈于黑暗永向光明的常青藤身上，汲取力量，它确实是不屈的民族品格的写照。但是据粗略统计，一篇《囚绿记》，“寻绿、观绿”部分也就是作者反复表达对绿喜爱的文字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这部分和囚绿到底有什么关系?仅仅是表达对绿的喜爱，进而为突出绿的象征意义服务?如果仅仅为了突出绿的象征意义，作者尽管在绿枝条的执着上下功夫，大可不必花费大半篇幅写自己对绿的喜爱。如此浓彩重墨的渲染对绿的喜爱难道仅为了反衬绿的顽强不屈?那绿也太“不识好人心了”，辜负了作家的一番美意。因此文章前半部分反复抒写对绿的喜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囚绿的原因，而应努力探究它在主题表达上的作用。
文章开篇写了北平一家高广不过一丈、地面潮湿、光线阴暗且炎热无比的公寓，而我却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了它。唯一的原因是墙外有常青藤!我的行为令公寓的伙计诧异无比。为什么?我和伙计之间的分歧应如何理解?它牵涉到一个美学问题，主要是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先说实用的价值。“做人第一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括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或对我有益，或对我有害，或无关痛痒，我于是就有爱恶、趋避的情感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它以理性为核心，以善为最高目的。”审美价值则以情感为核心，情感丰富高尚为美，情感贫乏低劣为丑。“通常我们宏观地讲真善美统一，其实从微观的文本分析层次来讲，合理的不一定合情，合情的不一定合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二者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审美价值往往是超越实用价值的。二者并不成正比，越是没有实用价直，越是有情感价值。”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完全不讲实用理性，但她越是不讲实用，越显示她把情感看得比财富甚至生命更重要，人物形象才更动人，审美价值越高。
公寓的条件如此之差，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绝不会选择它。我选择它，是因为窗外的常青藤。常青藤实用吗?它能改变公寓的狭小阴暗潮湿吗?显然不能。因此无论如何，我的选择是不理性的。我的选择越是不讲理，越是显示我对这常青藤感情的非同寻常。文章接下来极力描写我如何贪婪地享受这绿带来的惬意，还热切地讴歌“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把绿看作是生命、希望、快乐的象征，绿的审美价值凸显出来了。作者为什么渴盼绿呢?他当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当时作者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他和广大的文化战士隔离开来，“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的，精神上的疲累让他急切地怀想绿色，作者还用涸辙之鲋渴盼雨水形容当时的心情，令人很自然想起那条嘴巴微张、呼吸困难的小鱼，其处境可见一斑。作者对绿的极度向往反映的是对禁锢生命的白色恐怖环境的憎恶，对光明自由的渴望和向往。而用绿来装饰房间，装饰抑郁的心情，则是作者对绿之品格的认同，是作者绿之性格的写照，分析课文前半部分你会发现，与其说作者在写对绿的喜爱，倒不如说他在抒写自己“绿的性格”!关于作者“绿的性格”，我们还可以从他另外的一些事迹材料中找到佐证。
巴金曾盛赞陆蠡“优美的性格和黄金的心，一个崇高的灵魂”。1935年陆蠡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上海沦陷后，他留沪主持该社工作。
1942年4月，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不顾胞妹的劝阻，亲自去巡捕房交涉，便遭关押。后被押解到汪伪政府所在的南京审讯，敌宪问：“你赞成南京政府吗?”陆蠡说：“不赞成!”敌人又问：“日本人能否征服中国?”回答依然是：“绝不可能!”7月21日临刑时，年仅34岁。
联系下文，我们终于找到作者对绿赞赏有加的原因。我囚绿之后，绿枝条对我温柔的眷顾毫不动心，固执地向着屋外的阳光生长，我先是恼怒，既而怜惜，最终被折服，“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珍重”二字意义非同寻常。正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个不屈服于黑暗的囚徒，把绿枝条当作人来赞美、歌颂，其实是对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品格的认定和追求，这就赋予绿枝条象征的意义。课文的前后部分是一脉相承的，我之所以囚绿，是因为与绿息息相通；我之所以放绿，是因为我与绿惺惺相惜。囚绿，代表我对光明自由的渴望；放绿，代表我对坚贞不屈的认可。因此，不管囚绿、放绿，不管息息相通还是惺惺相惜，我和绿都达到了品格上的一致，我的品格就是绿的品格，绿的品格就是我的品格!
很多教案在解读课文时把前文喜欢绿简单当作囚绿的原因，很难自圆其说，只有深刻地理解我和绿精神内涵上的相通才能明白象征手法在本文的运用。
文章有一道课后习题，“囚绿”之后为什么放绿?放绿之后为什么怀绿?教参是这样解答的：作者囚绿，一是为了与绿枝条更亲近，二是出于一种他人难于理解的“魔念”，但他出于良心，不忍让绿枝条彻底枯死，于是“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说明作者最终还是善待生命的。绿枝条被开释与作者逃离危险中的北平，二者有相似之处，在文章中具有类比的效果。作者怀绿，其实也是在怀念苦难中的北平人民，这是暗示的写法。如果说绿枝条被开释与作者逃离危险中的北平二者有相似之处，具有类比效果，那是否意味着囚绿的我就是野兽般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践踏、人民的囚禁是否如我囚绿般是出于喜爱?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不应教条地采取一一对应的办法，把绿枝条被开释与作者逃离危险中的北平生硬地套在一起，也不要企图用作者的魔念解除善待生命来解释为什么放绿，这只会产生啼笑皆非的结论。应该怎么理解主题，我在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说还有没有可能的解释，那么就牵涉到一个多元解读的问题。
《囚绿记》由于创作的独特背景，按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文章主题历来有比较稳固的理解。但形象永远大于思想。西方现象学提出了著名的填充理论：作品本身还只是一个图式化的结构，存在无数未定点和空白，要使它血肉丰满，就需要读者的想象来填充，读者也就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语文界较熟悉的接受美学，一方面吸收了现象学的“填充理论”，一方面吸收了解释学的前见理论，改造为期待视野，由于每个人的期待视野不同，对作品的审美具体化也因人而异。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作品一经产生，它所呈现的主题就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同的读者透过具体的文本，对其内涵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文章中作家对绿的喜爱和绿对这种爱的反抗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向我们提供了解读文本的另一独特视角。作者对绿因爱而囚，这是一种粗暴的爱、自私的爱，绿在囚禁中日渐苍黄，固执地向外生长，与其说是不领情，不理解我对它的善意，倒不如说是对这种自私的占有的反抗!作者把绿看作生命和希望，借绿色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借绿色比喻猗郁的年华，绿之不可囚禁，则代表生命之不可囚禁、爱和幸福之不可囚禁、青春之不可囚禁。被囚禁的生命因失去自由而憔悴，被囚禁的爱和幸福因窒息而变质，被囚禁的青春因丧失希望而毁灭。这样的联想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一部《红楼梦》，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多少天生丽质、极具才情的女子，被囚禁在纸醉金迷的牢笼里，她们的青春、爱和幸福在风刀霜剑的相逼下葬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开场吉卜赛少女爱丝美拉达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以动人的美貌和婀娜的舞姿博得了人们热烈的喝彩，她光艳四射，简直就是天使。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因贪恋她的美貌而使出种种诡计极力想占有她，爱丝美拉达誓死不从，最终走向毁灭。
因为爱一样东西至于极点，便想把它牢牢占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是人类的共性，可爱而愚蠢。对那些有生命的东西来说，让它生活在最适合的环境，即是一种珍爱、挚爱，这也许就是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吧。
撇开具体的写作背景不说，这也许是对文章主题的最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