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从《最蓝的眼睛》看西方文化霸权对他者的冲击
作者：黄 颖
一、西方文化霸权对他者的冲击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是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它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特质，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争斗消长的舞台。白人文化霸权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客观的历史存在。这种不正常的文化氛围造成了黑人的自卑和自我憎恨，使受害者同时又成为施害者。莫里森的首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该年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黑人民权运动提出了“黑即是美”的口号。文中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因为自己的丑陋面容处处受排斥，因此，她非常想要拥有一双像白人童星秀兰·邓波尔一样美丽的蓝眼睛，她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被身边的人接受。可是，这种对白人审美价值的盲目崇拜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反而最终导致她的精神错乱。在《最蓝的眼睛》中，从教科书到媒体，从白人社会到黑人社会，白人文化对黑人文化的渗透都是无处不在的。
1．西方文化霸权在教育中的教化规范作用
小说以美国启蒙读本“迪克和简”的课文开头，通过讲述一个白人小女孩幸福的生活，莫里森让我们看到美国初级读本所宣传的标准的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是如何渗透到黑人的思想中，并成为他们意识的一部分。这段选文在序言里被重复了三次：第一次是正常的叙述，格式标准；第二次没有了大小写和标点，选文成了意识流式的单词排列；第三次不仅没有了大小写和标点，词与词之间还紧密地排在一起，让人更加难以理解。当简洁、紧凑、有序的句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时，我们可以感觉出白人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给黑人思想带来的强烈冲击，盲目地认同白人文化只会带来黑人情感上和精神上的错位。因此，我们看到，所谓的教化规范作用其实就是用白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去奴化黑人、他者，让他们按自己的标准行事。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2．媒体的文化霸权渗透
佩科拉的母亲波琳的悲剧应归咎于影视传媒的毒害。初来北方，波琳的南方口音和她土气的装扮遭到北方妇女的嘲笑。生活上的窘迫使她和乔利原本和谐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乔利整日借酒浇愁，而波琳则沉迷在电影中。电影中美丽时髦的女主人公、英俊潇洒的男主人公和白人们舒适的生活深深吸引了波琳，由此也滋生了她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因为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家收拾得干净整洁，波琳希望在白人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白人费雪家，作为仆人的她得到了“美丽、整洁、干净和赞扬”。作为母亲，波琳应该关注自己的家庭，然而，她越是融入到白人主人的家庭生活中，就越是忽略自己的家庭。女儿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一盘刚做好的草莓派，她不仅不心疼险些被烫伤的女儿，反倒狠狠给了她一巴掌，因为她弄脏了主人家的地板，接着她就忙着安慰受到惊吓的小女主人。由此可见，在波琳眼里，她的女儿此时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而自己已经完全认同她是白人的理想仆人这一角色。然而，不论白人们对波琳有多么宠爱，给予了她多大的权力，她永远只是一个仆人。一个低贱的黑人。为了被白人接受，波琳疏远了自己的家庭，也渐渐丧失了她真实的自我，成为了白人的附庸品。
3．虚弱他者的自我憎恨和内部压迫
黑人群体中的性别压迫是吸引莫里森注意的问题之一，其主要表现在黑人男性经常把他们的沮丧和耻辱感发泄到黑人女性身上。“在白人社会里，黑人男性无论从哪一方面都被迫低人一等；但是他们有黑人女性来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在《最蓝的眼睛》中，年少的乔利第一次的性经验对他来说，只是令其终身难堪的回忆。两个狩猎的白人发现了他们，在强烈的探照灯的照射下，乔利被要求继续。尽管羞耻和仇恨啃噬着乔利，他却没有反抗，因为和这两个强壮的带有武器的白人相比，乔利只是一个弱小无助的黑人。既然他的女伴目睹了他的失败和无能，乔利便把他所有的愤恨和不满都发泄到她身上。他将厌恶感转移到更为弱小的对象上，从而减轻自己的羞耻感。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乔利对待自己妻子波琳的态度上。乔利不满于自己经济上的无能。便通过征服妻子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减少挫败感。在波琳身上，乔利发泄出了他所有无以名状的愤怒和难以实现的愿望。正如考布斯和格瑞尔所说：“一个黑人男性会情不自禁地把如下想法带到床上，那就是，只有在这儿，而且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有机会按照真正男子汉的方式行事。在征服女性的快感中，他们暂时忘却了自己在白人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二、他者迷失的症结和坚守文化独立性的重要意义
奥坡特在他的著作《偏见的本性》中对于自我憎恨这种心理是这样定义的：“自我憎恨既指个人对拥有所属群体受歧视的特征而感到羞耻——无论这种特征是真实或是想象中的，也指个人对所属群体中拥有同样特征的其他成员产生的厌恶感。”肤色的不同本不应成为遭受歧视的原因，可是在种族歧视的社会中，肤色却成为评价种族优劣的标准。在《最蓝的眼睛》中，那些悲剧人物们正是因为内化了白人的价值标准，他们渴望融入主流社会，于是试图清除自身的黑人特征，并将对自己身份的厌恶转嫁给更不幸的同胞身上。这部小说正是通过展现这种自我憎恨心理给美国黑人所带来的身心上的危害，来暗示美国黑人坚持自身价值的重要性。
莫里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写佩科拉的故事，不是要人们对她表示同情，而是要以她的遭遇为借鉴，否定一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方式。她的想法就是通过佩科拉与克劳蒂亚的对比，回答黑人应该如何生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克劳蒂亚与佩拉的最大不同，是她拒绝接受白人文化标准。克劳蒂亚与佩科拉的另一区别，是她敢于发泄心中的怨气和怒气。小说里有几处谈到愤怒，仿佛是作者在向她的同胞呼吁：“愤怒要好些。愤怒里有生存意识，有对自身价值的认可。这是一种可爱的激情。”对压迫要反抗，要斗争，这就是莫里森的结论。
通过揭露美国黑人的自我憎恨，《最蓝的眼睛》一书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种族压迫问题的关注，它使人们看到种族问题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即文化的压迫。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揭示出错误的文化认同只会导致美国黑人性格上的扭曲。在当下的语境中，当许多种族他者、民族他者都在为寻求身份认可而做出抗争时，研究托妮·莫里森是如何鼓励她的同族人从自我憎恨转变为自我肯定意义深远，因为这会让人们明白：“他者”身份认可不是建立在抛弃自己的独特性上，而是建立在维护并发展自己的独特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