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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大宗师》赏析
作者：孙 琦
一、关于“真人”与“大道自然”
庄子的心中始终怀念那个完美的古代社会，所以庄子是尚古的，也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能出现真正悟道的“真人”。
在《大宗师》中，庄子用排比的句式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真人”的形象(也有人认为这几段描写真人的排比句为后人所添，并非出自庄子之笔)。那么庄子眼中的“真人”究竟是一番怎样的气象风度呢?庄子认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所谓“不逆寡”，即不对毫无征兆的事情妄下推断。而且，古代的真人虚怀若谷，从不妄自尊大。“不谟士”更能体现出、真人的出世形象。他们不会因为诸事顺利就自鸣得意，更不会因为错过机会而沮丧不已。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才能将自己化入自然之中、大道之中，达到道体合一的境界。因此我们看到的真人便具备了“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能力。
可以说庄子心中的真人，应该是能够冲破世俗欲望的束缚，达到精神完全自由境地之人。世俗中人之所以无法实现精神的自由与超脱。是因为他们无法摆脱世俗欲望的侵扰，正所谓“欲望难填”。而真人却能够放下这一切，“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看似无知无觉、无欲无求，这却正是真人超乎常人的地方。
古代的真人，面对生死，更是表现出了达观的态度。“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新，其入不距。”不因生命的降临而喜悦，同样也不会面对生命的消逝而感到恐惧。他们就像是世间的风一样无拘无束，飘然而来，翩然而去。他们“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人应该是顺应大道与自然的，而不是对之施加外力或是企图改变什么。因此，真人往往因心中能忘怀一切而使自己显得格外的泰然寂静，“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真人能够让自己的喜怒变化像四季交替一样自然而然，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本真性情，一切都是发自内心、顺乎自然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与乎其挂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也。”真人能够做到品行正义不结朋党，生活上好似有所不足却不愿接受别人的接济，有独立的见识却从不顾执己见，虚怀若谷却一点都不浮躁。表面看上去好似很高兴，而一举一动又好似不得已而为之。真人的这一系列表征，+乍一看来似乎存在着矛盾，而事实上却并不矛盾。真人也身处人世间，自然也有人间性情。但真人之所以称之为真人，是因为他们能把持住自己情绪的尺度。无论悲喜都能够限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而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对立的，所谓“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这也正体现出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二、关于“畸人”与“死生”
在庄子笔下，经常出现一些“畸人”的形象。“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人”不但在形体外貌上异于常人，而且他们看待人生的方式态度也是异乎常人的，但却趋于自然大道。在《大宗师》中，就出现了一系列外表丑陋、举止怪异的“畸人”形象。像子舆、子来他们虽然因为身患重疾而致使自己的肢体发生扭曲、形象丑陋，却都保持着精神上的旷达无为。他们能够“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知死生存亡之一体”，把“生”、“死”当作一个整体，冲破了躯体外物的束缚，并最终忘却了生死，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
既然人一出生便必然走向死亡，这是自然赋予的不可更改的规律，既然不可更改，那又何必为死生而苦恼呢?于是在《大宗师》中出现的畸人能够坦然地做到向死而生。对待生死尚且能够如此通达，又怎会在意自己的肢体是何形状呢?况且自己的形体也是自然所赋予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所以，“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即称赞我的生，也就是称赞我的死。因为二者是一体的，死即是生，生即是死。
正因为“畸人”们已经通达了生死的本质，所以当子来生病了，“喘喘然将死”的时候，他自己却依然能做到坦然睡去，又自得地醒来。甚至当子桑户死去之后，孟子反与子琴张非但没有表露出丝毫的痛苦，反倒“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在世人看来，他们的这种举动是有悖礼数的。然而对于像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早已逍遥于世俗之外，生活在自然无为的境界之中，一切有关礼俗的东西都只能成为他们逍遥世外的羁绊和累赘。所以当子桑户死去之后，他的朋友反倒认为死亡能够使人返归本真，并为子桑户的死感到高兴。
三、关于“道”与“修道”
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作品中大多都体现出道家的思想；而在《大宗师》篇中，有一段话被认为是庄子道论的总纲。这段话是“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在这段话中，庄子揭示出了道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宇宙间万物生发的原因与法则，但道却是无形、无迹可寻的。在这段话中，体现出庄子对于如何“得、道”的看法，即“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道是可以心传却不可以口头传授的，是可以用心得到却无法用眼睛看见的。
既然道是无法口头传授的，个人著想要修习这个“道”又该怎么做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修道”的问题。在《大宗师》中，有一段南伯子葵与女偶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就谈到了如何修道的问题。女偶教卜梁倚修道，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即“参日而后能外天下”，“七日而后能外物”，“九日而后能外生”，意思是说女偶教卜梁倚修道，三天卜梁倚便能将天下置之度外了，七日之后便能达到将外物置之度外的程度了，九天之后竟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但这还不是修道的最高境界，在将生死置之度外之后还要“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也就是说，修道的目的在于能有所启迪、有所洞见，最终能超越时间的限制，能“无古今”，最后达到不受生死侵扰的逍遥境界。也就是真正的大宗师的境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
在《大宗师》中还提到了一种具体的修道方式，即“坐忘”。即唯有抛开一切此在的东西，方能和同于大道之中。
四、关于“鱼”与“江湖”
鱼是《大宗师》篇中出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在文章中，有一句极为经典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现代人通常用“相濡以沫”来形容患难夫妻之间不渝的感情，是为我们所称赞的。而在那时的庄子看来，相濡以沫却并不是件值得提倡的事。与其在干涸的陆地上相互用唾液来湿润对方的皮肤，倒不如回到江湖之中，哪怕互不认识对方，但却恢复了在水中游泳的自由。
鱼本就应该生活在水中，游泳是鱼自身的天性。而鱼与鱼之间的“相濡以沫”，表面上看似道义之举，实际上却扼杀了鱼作为鱼所本应具有的天性。鱼只有生于水中才能够生存，离开了水的鱼，即使“相濡以沫”却终不能逃脱死亡的结局。而这与庄子所推崇的逍遥自由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可以把鱼理解为对人的隐喻，而江湖则是对自然的隐喻。鱼只有回归水中方能获得自由；而人只有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方能体悟出“大道”。故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