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前景分析
作者：洪治纲
的顽强开拓。这也意味着，不同代际的作家们，都将面临着历史和未来的双重承诺，同时也面临着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抗争。不同代际的作家们，不仅要依助自己的艺术优势，致力于“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来对人类命运的发展、生命内在的本性以及话语表达方式进行全面的发掘和突围，拓展文学发展的新空间，还要自觉地站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不断激活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力，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增添自身的内在活力。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已成为当今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对某些人而言，它可能是“幸福的源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是“悲惨的祸根”，因为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将直接考验着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创造力和发展力。只有拥有强劲的创造潜能和内在活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一元。同理，只有通过不同代际之间的广泛而密切的交流，使新一代作家在承传一切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又能切实不断地超越前一代作家，真正写出一些具有中国经验和民族精魂的重要作品，中国当代文学才会有一个良好的未来。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现实诉求，审视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创作前景，虽然他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虽然他们面临着各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鉴于这一代作家所拥有的文化素养和创作潜能，尤其是与后来的七、八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相比，我们依然持以乐观的态度。不错，就当今的文学秩序来说，我们的文坛上已开始出现“四世同堂”的主导性景观——出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正以各不相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理念，活跃于目前的创作界。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以女性为主体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群里，他们既缺乏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来展示自己的实力，也缺乏一种强劲的后续力量不断超越自我，开拓新的叙事疆域。而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则更多地追求一种畅销书式的写作，他们是消费时代的文化产物，其叙事之中的精神担当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依然是支撑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代际意义十分重要的创作群体，他们在整体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将会直接影响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
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一种判断，除了一些外部的客观因素之外，主要还在于，这一代作家中的不少人依然保持着清醒而独立的精神品格，保持着纯正宽厚的伦理情操和稳健沉着的叙事作风。尤其是像余华、苏童、毕飞宇、艾伟、红柯、林白、格非等人，无论是文化积淀、艺术素养，还是审美格调、思想情怀，都显得健全而丰沛，体现了一个作家良好的思考方式和精神膂力。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会常常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蕴，看到令人惊悸的人性深度。而且不仅仅是人性恶的深度，也不仅仅是人性的异化、畸变乃至神化的深度。向善和唯美、崇高和悲悯，同样也是他们着力表现的一种人性深度，同样也体现了“预想世界的美妙”。这种对人性的深度体察，表明了他们对生命有着丰富而又多元的认识，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价值立场。他们已将自己的全部心智和情感投入到创作之中。人是一根多么脆弱的芦苇，他在与自然、社会、历史相遇时，一切积习的权利都会让他东摇西摆，甚至拦腰折断。
因此，我们总是期待着作家们能够投入全部的情感，深入到生活的潜在部位，对那些无奈或无助的生命表示倾心体察，对那些灵魂的温暖和疼痛表示特殊的关注，使文字能够散发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温暖，不是一种廉价的道义标签，而是发自人性深处的自然吁求。它来自人物内心的深处，是我们魂牵梦绕的一种诗性向往。而疼痛也是如此。它不是简单的遭遇和不幸，而是附着在精神上的痛感，是一种让读者可以在感官上体验到的痛。可能它看起来很不经意，甚至了无痕迹，但它袭击的方式就像玻璃划过皮肤一样，悄无声息却又深入肌理。所幸的是，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却能够常常体会到这种宽广而又复杂的生存况味。
当然，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要让自己走得更高更远，克服在人性的“灰色地带”中长久徘徊，或许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艰难命题。美国学者爱因·兰德曾犀利地指出，在现代文明中，道德堕落的最明显的症状是人们对道德问题持一种“只有灰色”的态度。当代社会流行着一种“对道德灰色的崇拜”，它的文学后果就是“主人公的特点是不具有任何特征——没有德行、没有价值、没有目标、没有性格、没有意义，但是，他们在戏剧和小说中占据着英雄的位置，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他的行为而展开，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何处也不去。”她还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忠告： “‘灰色’是‘黑’的前奏。”如果回顾一下朱文、韩东、刁斗、李洱、张者、罗望子等人笔下的众多人物，品味一下这些人物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趣味和价值取向，我们或许会感到，他们与兰德所说的“道德灰色崇拜”有着太多的相似性。而这，是否隐含了作家们将会在以后的创作中迈向道德的“黑色地带”?
我们曾反复强调，作家作为人类精神的劳作者，必须恢复人类向善的能力，必须展示人类拥有的悲悯情怀，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人的道德和他的智慧是相对应的。实际上，道德是人心灵中最高尚的力量，是灵魂之灵魂，而且必须扎根于所有他要描写的伟大事物的根部。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总是能看到最高贵的同情，没有门户之见，没有残忍，没有狭隘，没有愚蠢的以自我为中心。”就作家的主体精神来说，缺乏这种高尚的道德力量，不仅仅会导致叙事沉迷于人性的灰色地带而无法写出一些震撼人心的杰作，甚至会直接影响作家自身的创造力，导致叙事能力的衰退，因为“创造完全不是自私的。出于自私的心理进无法创造任何东西的，不能专注灵感，不能想像出最好的世界。”真正优秀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应该是“大手笔”而非“小智慧”，是独具匠心的创造而非单纯的技能演练。它是作家全部情感和心智在场的证明。让文学沉入到情感和心智之中，以赤子之心赋予它们以独特的审美质感，为人类生命中的“高尚意识”作出生动的传达，并不断地演绎“预想世界的美妙”，或许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迈向更高台阶的一条有效途径。
余华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确实，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任何一种命运都是人类奇迹的一部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曾经把‘青春’转化为最初的象征资本，那不仅是明亮的眼睛和不知疲倦的身体，更是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是愤怒、狂欢、放纵，是‘创世’的激情和幻觉，是垄断‘未来’的信心，也是年轻书生的自我迷恋与纸上谈兵”，但现在，他们已人到中年。他们已感受到了“在这一切之中横亘着坚硬的尺度：身体的尺度、艺术的尺度和对生命、生活的敬畏”。值得期待的是，他们仍处在人生最具创造力的巅峰阶段，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勤奋、智慧、心胸、胆识，在穿越代际的迁徙中，使自己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也使他们的写作占据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