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鲁迅和张爱玲的女权思想比较

作者：刘　群

亡。
　　鲁迅文本中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着女性缺“场”现象。“从性别的视角来审视《药》、《风波》、《明天》、《祝福》、《离婚》等文本的叙事设计和叙事策略，我们会发现，叙事者明显地把华大妈、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等放在一个被动的客体位置上，以她们的沉默和失语显示在叙事情景中的空白，以缺席者的身份显示在场。”用鲁迅文本中的女性，有的由沉默而失语，如华大妈，人前人后只是低着头，几乎不发声。有的自以为是的长篇大论完全是由聒噪和无知汇成的浊流，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失语。爱姑的村言野语和一大堆理直气壮的辩白，大有把天翻过来的气势，可最终抵不过七大人的一个“喷嚏”，不由自主地说出“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就这样彻底地失语了，彻底地屈从男性话语霸权之下了。四铭太太(《肥皂》)痛斥丈夫的虚伪，看上去仿佛是战斗檄文： “简直是不要脸”。“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这只不过是她处于本能的嫉妒与自卫的一时情绪发泄而已。鲁迅把女性逐出话语权力的权力范围之外，似乎也隐藏着他的男权意识。
　　女性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期冀通过话语的颠覆与反抗，赢得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在文字的游戏中呈现自己的精神内涵。张爱玲在批判女性原始性弱点的同时，给了女性充分的话语权，让女性自己言说着由女神到女奴、由独立到依附的沉沦过程，正好印证了那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生都在做着奋力的卑琐的争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她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的憧憬，却偏偏嫁到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又偏偏嫁给患骨痨的二少爷。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禁锢下，从未享受生命快乐的曹七巧不可抑制地表现出变态心理：她喜欢讨论“东邻西舍的隐私”，干涉儿子媳妇的生活。并在麻将桌上将儿子亲口招供的媳妇的秘密略加渲染地宣布出来，逼得亲家脸皮紫胀，媳妇几乎发疯。女儿的新式恋爱及爱情带来的精神变化与七巧的不幸形成强烈反差。她把对生活的不满和怨恨发泄到女儿身上，挖苦女儿急着要嫁人是因为“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火烧眉目等不及地要过门?”最后虚设圈套，用一句谎话断送了女儿的婚事。曹七巧，傅雷先生曾称之为够格的悲剧人物，以充足的话语内容言说着怎样从有着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凶狠残酷的姜老太婆。曹七巧整天的唠唠叨叨，无非是家庭琐事、个人恩怨。在家族的重要事情上，真正有发言权的还是男性家长。所以，曹七巧其实也是沉默失语的他者。
　　封建礼教总是通过种种宗法策略把女性规范在亚文化空间里，剥夺其发言的权力，将女性搁置在失语的状态，从而形成沉默的历史空白。沉默是显性的失语；毫无意义的絮絮叨叨仅仅是物理性的声音，这是一种隐性的失语。鲁迅呈现的是女性的显性失语，而张爱玲表达的是女性的隐性失语。
　　鲁迅是20世纪启蒙文学的代表人，他的文学承载着忧国忧民的神圣使命。张爱玲是个个人主义者，她始终站在潮流的边缘，以自我的平淡和固执坚守着她那苍凉而美丽的世界。耐人寻味的是，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时代的隔膜表象下，鲁张有着一种颇含默契的互补意味。鲁迅以男性的情感、大家的风范外观式地洞察女性，揭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精神重压，但是缺少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核——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张爱玲以女性独特的人生体悟、小女子的情怀，表现被压抑的都市大家庭中女性对自我生存的寻寻觅觅，展示女性的觉醒意识。女权主义批评，无论何种流派和理论，都渗透着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打破将男性的眼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动摇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因此，男性在女权主义批评中虽不缺失，也不太沉默，但却始终处于审判的被告席上。对男性的拒斥，很可能将女权主义批评引向一个致命的、封闭的空间。鲁张的默契互补说明男女是可以“互读”的，这是一种更趋合理的阅读方式。应该说，这样的互补阐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被看作是女权主义批评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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