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重读《三门峡——梳妆台》
作者：赵国泰
解读这首诗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段落的划分。本诗究竟以划分几个部分为宜？
各家几乎是众口一辞地笃定：写三门峡往昔的1—4节为一部分，写现状和未来的5—9节为一部分。我却以为，应以第6节为切线，分全篇为两部分：历史世象部分（1—6节，含往昔与现状）；理想憧憬部分（7—9节，即远眺未来）。剀切而论，前者反映了以内容色彩为标志的划分思路，其受一般理性的规约是明显的。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个”具体文本上来，因为解决问题的钥匙秘藏其中，它主要由作品的艺术手法体现出来。
我发现，虽然人们无一例外地指出了诗中蝉联的修辞特色，却又无一例外地就此打住了。为什么不追问下去呢？殊知某个特定的、复呈的修辞手段之于主题结构，往往总负有特殊的使命。诚然，这首诗特有气势。然气势并非散漫不羁，而是率由意脉运载着“气”，在掀荡和起伏中造成“势”，以作用于读者的心理律动。凡意脉又总会有诗人“故意”或无意倾露的若干端点，本诗的蝉联部位即是这种端点的显示。我们知道，蝉联一般表现为上句或上段末尾几字，作为下句或下段开头的几字，首尾相咬衔枚而下，遂成奔畅气势。作品1—6节就尽在一个蝉联区内，7—9节则构成了又一个蝉联地带：一为历史世象，一为理想憧憬。这既反映了诗人对作品内容的理性态度，也透露了诗人创作过程中的生理心理脉冲，即全诗一气呵成，只是在对历史事实的描抒结束后，适时中辍蝉联，换了一次较长的气，继而气韵益足地将诗情推向峰巅。不如此把握和区划文本，不仅会割断意脉，更无缘窥得名诗结构的妙谛。结构决定功能。匠心独运的审美结构，当然会产生不同凡响的审美效应。
追问之二：这首诗为何不从眼前景写起？
黄河之水天上来。它驰过潼关，东流百公里许，便抵达豫地三门峡。在这里，鬼岛、神岛、人门半岛兀立河中，河水便从这三岛之间嘶啸而下，顿成三门而沽祸千载。1958年诗人襟带风涛，观瞻了正在兴建中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面对滔滔大作的黄河和建设工地的壮阔场景，他抚今思昔，感奋不已，现场感招邀灵感沛然而降，激情播扬诗情喧豗倾出。然而，诗人是深刻的，他没有浮面地掠取眼前的表象，而是沉宏而凝炼地把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加以融铸与升华。从中读者始则感受到历史的深度，继而置身于现实的恢宏，旋即登临时代的高处，对世罕其匹的雄伟工程进行鸟瞰，以激情和理想酿出真切瑰丽的浪漫主义境界。这就是为什么诗作既从现实出发，又不停留在事物平面，虽产生于诗风浮泛的年代而又精湛不磨的又一奥秘。
追问之三：诗人为什么选取梳妆台与三门峡并写？
三门峡怪石嶙峋，山水险要。在这里，一石一沟都被冠以诱人的名字，如米汤沟、娘娘河、炼丹炉、梳妆台等等，每个名字中都包含有美丽而诡奇的神话故事。众象纷呈，诗人却从中独拈“梳妆台”，并将它与“三门峡”组合配对，以一道波折号相与连接，可谓机锋独跃，用心深焉。以艺术价值论，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前者的附丽和注脚，而是置二者于平等地位；若自思维角度揣想，它们组合配对谁也离不了谁。也许诗人宿构之初，从众景点中发现了梳妆台，于是连锁式地有了相对应形象“黄河女儿”的诞生。这样便使黄河的拟人化有了依托，而梳妆台作为道具也有了背景。没有“台”的状写，“门”（三门峡和黄河的总指代）也就散泛无奇，不可能创造出如许鲜明动人的“黄河女儿”的抒情形象；没有“门”的描抒，“台”的形象势必显得纤巧单薄。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补足、相互加强的互辅关系。诗人以这两个形象作为端点，抛出双曲线构思，从而获致清妙而厚重、平易而独特的审美效果。这是名诗的又一奥妙所在。
追问之四：是哪些因素促成诗人做出浪漫主义手法的选择？
革命浪漫主义气韵，在这首诗里有着强烈浓郁的存在。诗人采用什么创作方法，首先取决于他要表达的主题题材这一文本的内在要求。追溯三门峡深痛巨创的往昔，反映新中国主人对它的改造，尤其是畅想其幸福妙曼的未来，实在是历时久远、积淀丰富、场面宏阔、空前绝后的“重头戏”。对此，革命浪漫主义所具有的开放、鲜明、激越等项功能正堪负载。其次，也还与抒情主体体察到的抒情客体有关。诗人“望”三门峡——梳妆台之日，建设工程正值草创阶段，旧貌仍斑斑可考。诗人的审美理想是要运用夸张、想象、幻想的形式，将观照对象“反映得神彩焕发，给人以千里之目”，“有震撼人心的雷霆万钧的力量”（贺敬之语）。开篇下一“望”字，便将读者与诗人一并托上现实的地基，在坚实地完成必要的陈述后，进而将所感通过想象之途，形象鹰扬地与理想接通。于是，黄河上的这一门一台，在一种诗意的扭结中，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意愿的象征结晶，可谓立意高简，气势横绝，盎扬起浪漫主义的雄健气息。从中亦可看到，诗人对以李白为帜识的我国浪漫主义传统诗歌精神的有力的承传与发展，从而创辟出一派新美的大境界。
追问之五：诗人何以提炼民歌和古典诗词的表现形式加以操作？十分地考究于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锤炼，是这首诗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古典加民歌”等长处，如盐入水地涵咏于作者贺敬之的全部创作中，但如此形式整饬的篇什似还鲜见。单说建行一项，它与稍后的四川诗人陆棨的名诗《重返杨柳村》一道，对促进当代诗歌语言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发生过积极影响。笔者以为，诗人的上述选择，同这一时期关于诗歌形式的理论倡导有关，同盛极一时的民歌运动的某些积极影响相涉；也更因为，黄河乃中华民族的象征，表现对象内在地要求或规范着诗风的走向。反转来，谣曲式的诗风用来抒唱民族形象，正是高度的适应与契合。民族土壤开出属于自己的名诗之花。
赵国泰，诗评家，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