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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小说中女性命运的悲剧模式
作者：刘 莎
苏青的女性写作不同于“五四”时期宣扬的女性解放，而更多的体现了浓厚的女权意识，在自觉地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力的同时，更注重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她的作品集中表现女性问题，诸如婚姻爱情、职业女性、现代母性、科学育儿等等。苏青本人对女性问题的深切关注，表达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思索和追问。在其作品中我们看到，处于男权社会中，无论女性怎么变换角色，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她们都逃脱不了命运的悲剧。尤其是苏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其不幸的境遇和坎坷的命运，给小说增添了不少悲剧的色彩，进而形成了一种“苏青式”的展示女性命运的
悲剧模式。
一、小说中的女性命运
从《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蛾》等小说中可以寻找出众多不同人生经历的女性，她们或是不予抗争，向命运屈服的母亲一辈；或是为了扭转命运，向社会挑战的苏怀青；或是至死不渝的追寻自身解放与自由的明珠……不管是屈服还是抗争，这些女性的命运最终都是以悲剧结局。
《结婚十年》及《续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女性，她所受的现代教育鼓励她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去实现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受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和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影响，她难以卸去贤妻良母的职责和角色，因此是“进”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还是“退”而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苦恼时时困扰着她，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面对丈夫的背叛，苏怀青却没有忍气吞声，毅然放弃了长达十年的婚姻，以此来和丈夫的移情别恋抗争。但是《续结婚十年》中离婚后的苏怀青求职屡遭失败，饱尝谋生辛酸，而后成为自由文人，卖文为生，经历了谈维明、金世诚和戚先生三次以钱买爱的爱情骗局后，她看清了现实，最终落得个没有属于自己爱情的孤独寂寞以及对儿女牵肠挂肚之苦的悲惨命运。“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2]苏怀青那绵薄的抗争，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却使她陷入更悲痛的境地，正是这造成了她的悲剧。
同样的悲剧在其小说中不断的上演，《歧途佳人》中的符小眉也是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现代女性，然而在家庭中照样受到歧视，成为一个没有自觉自主的女性。“小眉，假使你是一个男孩多好，假使你是男孩子……”[3]从小被希望为男孩的符小眉，处处受到族人们的欺侮，以致自幼就被家人忽略，虽然读书时勤奋刻苦，却因家庭贫寒而辍学，不得不嫁给元泰钱庄的纨绔儿黄承德，才能继续上学并且缓解家里的困境。婚后，符小眉没有得到丈夫的爱护，而与一大群庸俗无聊的市侩相处，又正逢战事，原本富裕的夫家便家道中落，可是丈夫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时常编织“空中楼阁”来欺骗符小眉，面对这种不负责任、没有信用、勾搭其他女人的丈夫，她不能再忍耐，决心与丈夫分离了。离婚后的符小眉屡屡想重新获得婚姻的安定与保护，却被史亚伦欺骗，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束缚和制约。她作为从家庭中走出去的职业女性，在失去窦先生的依靠后，不禁想到日后的经济恐慌，只好再从事交际，拼命追求刺激，却只感到空虚，前途茫茫，沉浮于险恶的人生波涛中。这是一个曾经奋力反抗却受重创，而未能从创伤中挣脱出来的弱女子形象，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社会以及女主人公脆弱的自我救赎意识，酿成了又一场命运的悲剧。
短篇小说《蛾》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性欲的女子明珠，“她茫然站在房中央，瞧到的是空虚，嗅到的是空虚，感到的也还是空虚。”[4]不顾一切地再三呼唤：“我要……”、“我要……”、“我要……呀!”[5]禁不住客人诱惑的明珠，飞蛾扑火式的满足了彼此的欲望，而留下“不会有孩子吧……只这么一次……”这句话后，客人便扬长而去，剩下沉默、痛苦、绝望的明珠独自忍受堕胎的手术之苦。明珠是苏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她没有过像苏怀青或是符小眉一样健全的婚姻生活，没有享受过作为母亲的感动，她的孩子还未出世就被不负责任地扼杀了，她渴望心灵的健康发展，期盼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相知相通，可是在这污浊的世界里，这种精神追求根本无法实现，不过她始终不愿放弃，她“还想做扑火的飞蛾，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6]她为了欲望，甘于沉沦，反抗封建道德、虚伪礼教，追求现代女性的情欲解放，结果却造成被家庭和社会双重排斥的悲剧命运。
苏青的小说不仅仅关注现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她还通过追忆，再现了祖母、外婆和母亲这一代人的生活场景，共同构成了一幅女性悲惨历史的画卷。“祖母、外婆这一代女性，她们活动的时间大致是清末民初这一阶段。这一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以往女性道路的延伸，代表着完全处于男权统治下的传统女性的普遍状况。”[7]这一代女性的命运是悲剧，却不是真正的“悲剧”，她们的命运并不是具有美学意义，“悲剧是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美。悲剧使人感受到怜悯和恐惧。”[8]面对悲惨的命运，她们成了男性的奴隶而只是屈服没有反抗，因此并不能让我们体会到“崇高美”。她们被苏青用来与现代女性进行比较，展现了女性觉醒后改变自身命运的迷茫与艰难。在女性心中的男性支柱倒塌之后，她们意识到必须开始拯救自己，旧的观念已被摒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女性自身也不知该怎样迈进，她们只是盲目的与黑暗现实抗争着，却导致了比祖母、外婆这一代女性更为悲惨的命运。正是对苦难命运的反抗，使之更具崇高美。苏青通过对不同地位层次的女性故事的讲述，揭示了几十年来男权社会中遭压迫受歧视的整个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
二、小说女性命运的悲剧模式
苏青在讲述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时，形成了一种悲剧模式，即“歧途佳人”模式，小说中女主人公由各种原因而误入歧途，造成悲剧，于是奋力反抗，但最终看清社会的现实而觉醒。苏怀青和符小眉都是年轻漂亮的现代女性，却因一场错误的封建婚姻，误入人生的歧途，离婚后仍然找不到归宿；明珠因一次诱惑，失去了孩子和幸福的希望，只能盲目的寻找将来的命运。
苏青运用这种悲剧模式来展现女性的命运，是受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思潮的影响。“男女平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旗帜之一，争“女权”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欧美国家以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权利（主要是选举权）为特征的女权主义，反映在中国则侧重于争取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权。然而经过苏青诠释，“男女平等”则更加具体的表现为女性争取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与独立，“这种平等必须由注重同一的平等转向注重‘差异’的平等，真正的平等在于‘各取所需’，女性必须获得更多切身的实际的帮助才能解放，才能达到更高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9]法国女权主义先驱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中阐述了有关性别的基本理论，即女性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被置于第二性，在各个方面处于附属的地位。“中国女性亦是如此。在几千年封建文化秩序中她们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像绳索般捆束在女性的意识深处，使女性处于毫无个人地位的附庸位置，更不要谈女性的受教育权、经济权、选举权了。”[9]因此，苏青以独特的悲剧模式塑造一批还原女性真实体验的女性人物，她自始至终以一位女性的视点进行写作，描写女性生存的悲欢际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