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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另一种审美
作者：肖练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他认为，当死对于人生来说是重于泰山，那就应该义无反顾，从容去死，而不应贪生怕死。比如项羽。“垓下之围”写项羽慷慨别姬，突破重围，斩将杀敌，所向披靡，在乌江边，他本可以脱逃，但他不愿忍辱偷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东渡，终于从容不迫的自刎而死。再如李广。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以十分敬仰的心情描写了一位勇敢善战、清廉正直、不惮劳苦的爱国将领。李广终生受到贵戚们的排挤，他并无必死之罪，最后也可以不死，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而横刀自刎。项羽和李广在生死关头，大义凛然，毅然选择死，死得壮烈，死得其所，赢得了人们无限的同情和景仰。不仅如此，司马迁也认为，当死对于人生来说是轻于鸿毛，毫无价值，那就不必去牺牲。他想到古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在受迫害、受苦难的境遇中，从事他们不朽的事业：“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看来，正面抗争、屦军搴旗是英雄的壮举，而在屈辱和逆境中隐忍发愤、百折不挠，也同样不失英雄的本色。因此，司马迁既能欣赏当死不惧的英雄，把他们写得轰轰烈烈，也更欣赏当生求生、敢于不死的英雄，同样把他们写得可歌可泣！
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膝行顿首”，备受屈辱，侥幸回到越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以屈求伸。“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最终打败了吴国，雪会稽之耻，并成就一代霸业。
范睢早年被须贾陷害，遭遇无妄之灾，在魏国受辱，肋骨和牙齿都被打折，装死被卷入席子后，宾客还以尿相浇，几乎死于非命。后来，范睢说动看守，逃出魏，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终于得见秦昭王，帮助秦昭王成就帝业。司马迁在《范睢蔡泽列传》里感慨道：“然二子不因厄，恶能激乎！”困厄、灾难成为他们发愤进取的契机和动力，磨练了他们，也成就了他们。困而后激的道理，正是司马迁从许多仁人志士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
司马迁不仅以他独特的审美观，在《史记》中记录了许多忍辱发愤最终成功的生动典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加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过“引决自裁”，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则“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司马迁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实现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理想，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而空前的巨著。司马迁用他不平凡的一生和成就为他自己的审美理想做了最好的诠释。
肖练武，男，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教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