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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现当代女性创作的理性化路程
作者：李子诚
当历史跨入20世纪，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让妇女的地位一步步得到了提升，女性创作也逐渐走向了成熟。而这里所说的理性化路程则代表着女性内心精神状态由“外”走向“内”。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品中女性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内心价值意识由激进、感性走向理性、内省状态的过程。
一、男权主导意识动摇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思潮，中国妇女也扛起了自我解放的责任，而同样在中国，男权在文化理念建立上的先行一步，带来了男性文化的中心主义和女性介入的艰难。这让妇女一直处于一种被动存在形式下。
对于男权文化的中心主义，马克斯·舍勒在《女性运动的意义》中有所分析：
长期以来，在确定文化目的时，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法权的性格特点和女性的独立参与都没有得到承认，所以，统治我们文化的价值、使命的目的都是男性的，而且是特殊的男性的，在这种制度中起来斗争的女人不得不先接受男性的特点。
女性在男性这座大山的压制下，存在了过多的不平等。历史上的女性运动在把自己的身份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时遇到了困境，于是当世界的潮流要求与男权力量进行的较量中，女性以其张扬的个性，颠覆传统意识，并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巨大的诱惑和压力往往威胁着女性独立性需求。其主要的限制因素有：
1、男权体系的抑制性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一直把女性置于被动、附属的状态。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三种常见的程式——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意识，不管是哪种程式，都给予女人以弱小、温柔的、被男人统治、需要男人统治的来解放她们的依附于男人的形象。这样的文学让男人成为话语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女性只是失去自我的依附者，她们丧失了自我的价值体系，最终变成“物”——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
而如此现状，在女性创作中，往往体现了两方面的意识区别。一是女性形象表现为独立意识的觉醒。二是女性往往对男性主体有出于“本能”的仇视和抵制心理。当五四新文化过后，男权权威的影响仍时刻左右妇女的思维习惯与行为顾及，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因此被置于反动、卑劣的消极形象。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主要作家是丁玲，与传统的女性不同，丁玲的早期作品中的女性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形态。她们大胆的尝试，第一次体验作为“人”的尊严，这时期的女性有如刚出笼的鸟，对于新生活的选择具有主动性，而反封建的潮流赋予她们爱与被爱的权利，但在这种“自由恋爱”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情爱诱捕”模式，这时的男性意味着权利、压抑、冷漠、自私。当女性对未来生活抱有巨大希望时，男性的爱情炮弹给新思想的女性以沉重的打击，让这些刚从藩篱中走出来的女性又坠入了痛苦的深渊，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文本一方面陷入挣扎的困境，一方面仍怀着勇气直面自己所选择的人生，而此刻支持她们的是要求自由、平等的梦想，虽然男性带给她们的创伤将成为无法逝去的记忆。
2、女性自身思想的滞后性
“对于20世纪的女性而言，历史和文化的语境都决定着她们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在决定她们的意识的同时也决定了她们的无意识。”[3]而这种无意识的心态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规范的内化。譬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对凌吉士一见钟情，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亲吻到凌吉士的嘴唇，但她终于还是抑制住了，认为这都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能够做起来的。在她们的面前，有一条伦理道德的警戒线，当她们想要勇敢地跨出这条线，奔向新生活时，她们的内化作用迫使她们不时地往回看甚至有可能退回到原起点。
3、社会现实的纷繁性
譬如《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她不满自己的生存状态可又没有办法加以摆脱，她向往都市的生活却又没有获得这种生活的途径，阿毛最终落落寡欢，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都市环境的诱惑，使女性无法找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平衡，造成了迷失。在五四初期的女性作家中也往往都看到一些女性形象受以上因素制约，而看到他们前进过程中的悲剧，不管是外在还是自身因素的影响，当时作家在建构其叙述体系中的女性形象时，还是带有自觉的冲动和感性的执著，即使满身伤痕。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主题，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对现代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女性从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牢笼中摆脱出来，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一方面体现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标志着真正现代意义上女性形象的出现。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小说的主角往往是由女性担任，但同样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则是女性获得了个性觉醒后找不到个性成长出路的悲剧命运。而这种命运的决定权除了外界影响因素外，新兴女性的道德束缚和冲动意识也影响着当时女性作品的发展。
二、女性反抗意识的成熟和母性职责的回归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创伤，80年代初的女性文学更多的是显示一种抗争意识，当“女性话语”的建立，让她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时，这种意识也由激进走向了平和。
张洁的《方舟》无疑是那个时代具有象征性的文本。张洁在《方舟》中塑造了梁倩、柳泉和曹荆华三个独立女性的形象。在她们的身上均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对男性的沉重的批判意识，她们是一群婚姻的失败者，他们不幸的爱情和婚姻史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曹荆华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党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生活保障的妹妹，嫁给了自己下放地的森林工人；柳泉因为留英的“间谍分子”父亲，和造反派小头目结合；而梁倩则因为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使婚姻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说历史的悲剧带给她们不幸的婚姻，那么也可以说正是不幸的婚姻给予了她们女性的觉醒意识。这种觉醒的意识一旦产生，就带有很强烈的批判情结，从而形成了一种女性自我中心主义，她们有她们的理念和情感模式。
如在张洁的笔下，这些女性和一般的女性有一定的区别，“生孩子，睡觉，居家过日子”，她们都不行。这是她们自我形成的认识体系。张洁试图竭力强调的女性意识让女性脱离了身为女性的这一事实。当她们面对这社会的歧视时往往显得心力憔悴，但她们仍有坚定的意志，只是这种坚定的意志中包含着一种无比悲壮的色彩。
“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得到和尚未得到的权利；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受过的、种种不能言说或可以言说的苦楚；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的追求……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一句祝辞，为了自己干上一杯！”[4]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女性抗争是把她们自身建立在与男性完全公平的状态下，甚至抛弃了生命本题活动的特殊性别价值。在这里我们是看到了饱经沧桑的女性在无力的强烈嘶叫。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女性，她们仍在走不断抗争的老路，越走越彻底。但同时也反映了女性自身思想上的某种局限，因此显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和激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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