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外交流中的美学寻求
作者：刘大先
刘：高老师，据我所知，您一向是比较低调、埋头为学的人，请您谈谈您的求学与治学经历吧，您是如何走上如今的学术道路的呢？
高：我是1977年入大学的，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未毕业就回家，说是学校要停课闹革命。到了1967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就上了中学。我上的中学倒是一所名校，江苏省扬州中学。那个学校曾走出过朱自清、戈宝权、胡乔木，走出过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不过，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我在那个学校没有能学到多少东西。两年后毕业，在一个百货公司批发部工作了七年。在这七年中，读了不少的书，一直做着重回校园的梦。1977年国庆节，从一名同学那里听到恢复高考的传言，就着手准备，找书、找资料。不久传言得到证实，可以报名了。接着就是初考、统考、接到录取通知，重回校园的梦得到了实现。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国家真该庆祝一下。恢复高考使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影响极其深远。这次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我。在中学里，我很喜欢数学，一直是数学课代表。大学上的却是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喜欢读一些哲学书。到了临近毕业要考研究生，想到美学是用哲学来对文学艺术进行反思的学问，加上当时也是美学热，考美学研究生是一个有刺激性的挑战，于是报了这个专业。读完硕士，工作了几年，有个机会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留学，在那里呆了8年多，其中有6年多是在读博士学位。
刘：您后来形成的学术取向是什么，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哪些方面的思考和学术实践呢？
高：我想先介绍一些情况。国际美学界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叫国际美学协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913年，最早是英法德意等西方所谓“美学大国”中的美学家们的俱乐部。在当时，非西方国家、民族和文化中的美学被认为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到了1990年代中期有了较大的改变，比较美学的热潮逐渐兴起。记得1995年我去芬兰的拉赫底开会，在会议组织者索妮娅·塞尔沃玛的组织和安排下，那次会议有日本、印度、尼泊尔、中国大陆以及港台的许多学者参加。
中国学者与国际美学会的接触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大多数是个人行为或者地区性组织的行为。只参加大会，没有人参加执委会。我于1997年回国工作。在我的推动下，1998年中华美学学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这些年，我努力推动中国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的联系。参加了一些会议，也组织了一些会议。
其实，把国外美学介绍进来，前辈学者做了很多的工作。现代中国美学，就是在这些前辈学者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但是，过去对外国美学的介绍，大多数是一种隔代介绍，例如介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这属于与已经死去的学者作精神上的对话。这种工作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那些活着的，我们在别的国家的同行们在做一些什么？思考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美学分别发展到什么样子了？这些都很重要。我想做的就是在前辈学者对更早的西方美学所作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把当代国外美学和美学家介绍进来。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而且需要知道那些正在进行时的国外美学。
我想，这些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我们对于西方古典美学研究，很重视原典，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典是根本，不读原典，只读对这些原典的评述，就谈不上研究。但是，对一些经典美学论著，如对前面所说的对一些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的重要著作，近些年来，国外有很多新的成果。例如，我们研究康德，不能不注意康德以后，特别是当代西方人对康德研究的成果。康德学本身，早已成了一部独立的历史。对这部历史，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否则的话，只是读原典，不看到经典问世以后的漫长时期内西方人对原典的阐发，不能对这些新的论述作出回答，研究也就只能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这样的研究，也无法与西方学术界对话。
第二、我们过去对西方美学的关注，主要还是在18和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美学，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三个转向。其实，那只是三次大的转向而已。新的话题不断出现，新的观点不断被提出，新的焦点不断取代旧的焦点。正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同时，并不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西方美学，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美学传统，发展出不同的美学观点。我们做美学，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了解西方美学的最近发展，直接与前沿对话。今天不再是一个对西方美学进行隔代介绍和学习的时代了。隔代介绍和学习，只是以西洋为师。直接与当代西方美学家对话，共同切磋，中国美学的发展才会有一个更高的起点，更平衡的姿态。
三、从方法论上讲，国内目前有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哲学训练，所使用的概念模糊，因而研究的成果不能形成知识的积累。对此，引入一些分析美学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是有利的。在西方，分析美学似乎已经是一个较古老的流派了。当然，古老不等于说过时。即使在西方，还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者。在中国，很多人不喜欢分析美学，觉得分析美学不美，不给人以美感。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感到，美学家讲课没有感性的吸引力，美学文章不美，都是不可宽恕的过错。当然，这也对，我对这种观点也有同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也深切地感到，中国美学必须经受分析美学的洗礼。没有这一洗礼，中国美学就不能向上走一格，使美学更像一门学问。分析美学帮助人反省自身的经验、思考和激情。弗洛伊德说，作家艺术家都是白日梦患者。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学家就不能再当患者了，而应成为这类患者的分析者和治疗者。把自己混同于白日梦患者，更是不可宽恕的过错。
具体说到我自己，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可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我试图在中国材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与西方思想有着对话性的中国理论。与前辈学者相比，这种工作有一些不同之处。前辈学者倾向于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材料，他们的研究属于西方出思想，中国出例证，或者西方出设想，中国成为试验场的范畴。但是，西方学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西方人走出了线形进步的观念，开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希望有所突破，并从非西方寻找发展其理论的资源。这时，我们从非西方的材料出发所整理出的理论，恰恰可以对西方已有理论构成补充和发展。这样，我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从我们的材料可以获得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具有普遍性，可以揭示西方人由于自身传统而被遮蔽的思想要素。
第二，介绍和研究美学上的新的发展。近几年，我参与了几个美学译丛的主编工作。选书目，选译者，对译文把关，自己也动手译了几本书。除了这些以外，今年将《外国美学》复刊，组织一个新的编委会，开始了编辑工作。希望这个集刊能在介绍外国美学，发展对世界美学的研究，促进中国美学的发展，培养美学新人上，起一些作用。
刘：您是怎么区分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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