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变形记》《促织》异化现象研究
作者：石生珍
一、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人生的苦恼竟然还在死死地缠绕着他不放。这就充分说明了现代化的大生产把“物”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这便是人的异化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格里高尔背负着沉重的生活担子，默默地承受来自职业习惯势力的歧视。他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永无间歇地运转着，单调、枯燥、乏味的工作夺去了他的一切乐趣。他“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吃的是劣质饭，交的是虚伪友，整天浑浑噩噩，疲于奔命，试想，在他身上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无独有偶，蒲松龄在《促织》中也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异化故事：成名变成一只小蟋蟀。在那个民不聊生的社会里，人的生命甚至不如一只蟋蟀，更何谈做人的资格，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权利！一只小小的虫子，却成为操纵百姓命运的生死神！人在外部世界的规定下是多么无能为力啊！面对危机、孤独、压抑、灾难，成名之子只有“异化”才是必然选择。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成名之子魂化为蟋蟀都是象征手法，这正强调了在那个不和谐的社会中，普通小人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今天是他们变成甲虫或蟋蟀，明天也许会有其他人变成别的什么，在机器生产和生存为了竞争的高压下，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可悲制度下，人是孤独无助的，面对厄运，面对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人的异化成为必然。
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异化过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和感情为转移的，也就是说不合理的社会中，人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异化为“非人”简直是一定的。
在格里高尔为生活所迫变成甲虫的日子里，这个可怜的小职员饱尝了世态炎凉，什么父子亲情，什么兄妹之情，都只是罩在所谓家庭表面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
小说的故事情节由两条线索交互展开，一条写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成为累赘——绝望而死；另一条写家里亲人怜惜同情——逐渐憎恨——把他弄走。作者运用荒诞的艺术手法突出地表现了人际关系的异化，集中表现为以妹妹为代表的亲情的异化，亲情变成了厌恶、仇视；友爱变成了躲避、嘲笑。随着形体的变化，他失去了语言能力，人虫相隔，彼此难以沟通，这是多么沉重的悲哀啊！即使是一条甲虫，也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呵护，也应享受亲情的幸福温馨，更何况甲虫又是亲人所变！当父亲用一只又一只苹果狂轰乱炸毫无抵御能力的甲虫时，父子之情化为乌有；当挚爱的妹妹称他为“怪物”并“设法摆脱他”时，兄妹之情荡然无存。尤其令人心酸的是甲虫含恨而去后，家人为丢掉这个包袱而举家去郊外庆祝，人情冷暖触目惊心！是亲情把格里高尔逼向绝望的死亡地狱，他所受的非人虐待与摧残正是亲情异化的明证。
与此相同，小说《促织》围绕“征虫——觅虫——求虫——得虫——失虫——化虫”的故事情节，尽显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之滑稽可悲。里胥为了邀宠，将苦难赐与老实木讷的成名，足见乡里之情淡薄！地方官吏催缴蟋蟀，以致逼迫成名惟思自尽，足见官不爱民！人的生命抵不过一只蟋蟀，所有的亲情都在这里发霉变质了！但是变形后的九岁顽童和格里高尔一样，却热爱着、惦念着、关心着他的家人。他智斗战鸡，力挫群雄；为了博得皇上欢颜，赢得全家富贵，他放弃自尊“应节而舞”，谁能解答个中滋味？
卡夫卡和蒲松龄都是用荒诞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异化的悲剧，其厚重的意蕴表现了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关注。
石生珍，教师，现居甘肃靖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