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论《稻香楼》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表现

作者:宋丙之 汪益慧




  王安忆心中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呢?多间小道和枝枝杈杈的更小的仅容一人可行的羊肠小径,这些小径就是乡村道路上生发的触角伸向河岸、土坡、树林。干完农活,可以在这样的羊肠小径取近道回家,边走边感觉脚下土埂的疏松,可以看脚下的细草,可以闻玉米叶的清香,可以听蜻蜓拍打翅膀的声音,可以感觉田野的风,在这样的小径上走着,人与天地融为一体,与自然冥合。然而,这样的小径小道现在已被人们充分利用,刨了种了清一色的庄稼,有的成了工厂的一部分。田间小径消失了,乡间道路也多被取直加宽,铺上了柏油、水泥,路的两旁也没有了野花野草,和城市一样,整齐划一地种上了冬青、银杏一类的观赏植物。摩托车在水泥路上奔驰,小汽车在水泥路上驰骋。路再没有了以前的伸向四面八方的触角,这些触角被砍掉了。路没了以前的曲折婉蜒,成了点与点之间最短的利益最大化的几何直线。
  这就是现代化进程的脚步,这是农村富裕的标志,可其间农村失去了什么呢?这正是王安忆在《稻香楼》这部小说集里要诉说的。
  《羊》这篇小说写的文工团演出的故事,背景却是作者知青插队安徽、江苏、河南一带的农村。作者首先写杀羊之前的“羊道”:人羊相安无事,人不凶残,羊不惊恐。羊生来就是被杀的,羊被大解八块那是羊之所以是羊的结果。对羊来说,对人来说那是顺乎天命的事情,羊也很自觉地接受了那种命运的安排。被人吃掉是羊的生命价值,至此羊便完成了自己,文中写道:
  可这只羊,一副处变不惊的表情,甚至那贴近的伙房,多少要传出一些的,挨宰命运的暗示,也没有干扰它。从它身边过往的人,对它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劳动,收获,牺牲的循环之道,使人和畜均持有着心安理得的祥和心境,其中含有着一种对自然的臣服,安守各自在生物链上的特定位置。
  尽管写杀羊,但全无血醒味,充满了过年的氛围,能吃上羊肉,人人盼望,心情急切,都在欢乐中等待,如此也便有了杀羊之后的欢乐场面。作者不惜用了一番华丽繁复、色彩鲜艳的文字从各方面渲染这单纯快乐的热烈气氛,写羊肉、萝卜的乳白、辣椒的鲜红、芫荽的碧绿,“抢眼极了”,以此打动人心。接着写味——膻,作者说膻不是人人都能吃得了的,一般程度的不怕都不行,必须是重量级的不怕膻才有能力吃得了这羊肉,喝得了这羊汤。作者此处写膻其实把各种人的生命形式作了一定的划分,也就有了下文的“农人”和剧团“女孩子们”的能吃膻和“我”的害怕膻三种生命形式。作者是以能吃膻为最高生命形态的,生命美的极致在于生命的勃勃生机。“美”字造型是“羊大”,其本意以羊大为美,古人眼中的美是具体的物——肥硕健壮的羊,可知古人生命中的美的东西是羊,美的事件便是吃羊肉,喝羊汤。只有不怕膻,敢吃膻,能吃膻,才是健康的生命,美的生命,也才能欣赏这美,完成这美,这是我们先民的审美哲学、人生哲学。所以文中的“农人”“剧团里的女孩子”与“我”三种不同的生命形式便有了高下之别。
  第一种生命形式是“农人”,他们是剧团里司鼓的,吹管的,打杂的,他们原是剧团里不起眼里的人,他们平时不为人们关注,但在吃肉时作者把他们突出出来,写他们的江湖气和游侠气:
  他们不用排队,直接插到卖饭窗口,人们也自觉地让开一条路,让他们递进脸盆大小的搪瓷碗。然后,一手端了满碗滚烫的羊油豆腐,另一手每个指缝间夹一个,小指和大拇指又撮合起来,再夹一个,总共五个馍。一人跟随一人,鱼贯而去。
  可以说他们目无规则,同时他们又有自身的规则,作者夸张他们的吃饭用具,夸张他们的胃口,正是他们充沛的生命气息的表现。
  第二种,“女孩子们”即剧团里的女演员,她们天生丽质,面目娇好,活力四射。她们吃肉的过程是:
  脸在沸滚的热气中忽然变得湿漉而鲜艳,烫和辣灼痛了她们的嘴,她们的唇因此变得丰满娇嫩,本来白皙的皮肤此时淀开了针似的毛孔……她们无一不显得粗鲁,却真相毕露:贫、馋,甚至于旺盛的无邪的情欲。
  如果说“农人”表现的是生命的阳刚美,这群女孩子表现的则是另一种生命的极致——阴柔美,生命的充盈和饱满。
  第三种,“我”即怕膻没有能力吃羊肉的人,其实就是受到某种形式缚束的、被挤压的人。文章中,“我”不能参与到这性格强烈的生活之内,既不能参与热闹非凡的吃羊肉活动之中,终归于孤独和寂寞。即没有“农人”生命的粗犷原始,也没有那群女孩子生命的美丽、自然。“我”这来自文明社会的高贵一员躯壳里缺失人的内涵:生命的意义充分实现。丧失了一个健康人本应有的生机勃勃的力量:强健、舒展、自由。文章写道:
  我真羡慕她们,可我还是不能够,落一接近淌碗,膻气就击得我倒退三步。这种忌口就像是一种痼疾,使我失去了身体的自由和进取。
  “我”的生命是细弱的,没有来自民间低层“农人”的淋漓的生命元气,没有原生态生命的活力四射,与强烈的血肉分明的生活格格不入而归于委顿。
  作者写《稻香楼》这篇小说眼光是反观当下的,作家没有把农村看作桃花源式的世界,更没有把农村当作桃花源来描绘,作者也知道农村的真实、丑陋、苦难、淳厚、古朴。作家关注的那种生命形式,犹如一个多棱镜,能折射出不同的光,丰富而生动,而当下人们的生命犹如平面镜,单一苍白,作家主要通过“张主任”这个人物体现出其审美观照。
  小说的内容大意是:大刘庄以刘姓人口占绝大多数,丁姓、张姓两族想在大刘庄生存,各有高招,而张姓里面出了个“发迹者”——张主任,张主任在公社里由拖鼻涕提茶倒水的服务员当上了张主任后,念乡情回报大刘庄,批优质种子,少交公粮,给庄上多量土方等等,后来对庄上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不声不响地让村里13个孩子去县城当上了服务员,那个年代当上了服务员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吃皇粮了。也就因为那事,张主任遭人忌恨,被查出了经济问题而削职为民,回了村。当然,此难之前张主任还有一劫:与剧团的一个女人私通被记行政大过一次,降了级。
  作者观照的是那时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农村的朴素风情。大刘庄的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包容的,社会是软质的材料做成的,人们的心灵也是由软质的材料做成的。人与社会发生了冲突,人不会受伤,张主任的种种行为及政治命运的起起落落在村子里人的眼里非常自然,村里人并不感到突兀,张主任出事后也安之若泰,无自谴心理,照样头发光亮衣服光鲜,骑着自行车照样乐天派。在大刘庄,社会不是一堵厚厚的墙,人们无需穿着厚厚的铠甲,假如社会是水的话,人便是水中的游鱼,人与社会没有激烈的对抗。那个时代人们具有健康的生命、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感、古朴的情绪。在那里,人、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和交流,主宰那里生活的是一种与今天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的生活经验体系。
  再来看两篇小说的结尾,《羊》最后一部分写道:“许多年过去,几乎将近三十年了吧,我们团早已随地市合并,而归并于市歌舞团,演出的节目为流行歌曲、现代劲舞、滑稽小品。巡回演出也不叫巡回演出,而叫‘走穴’。我们团就四处‘走穴’,曾有一次在某乡镇上演脱衣舞受到了治安警告。”《稻香楼》的结尾写道:“再说稻香楼的那伙(即那十三个孩子),路越走越宽,其中有去了国外的,我们庄和外国也就挂上亲了。大庄就是有大庄的气派。”作家敏锐地感受到我们传统的“乡土中国”已不再宁静,被纳入了世界体系,踏上了现代化路途。我们的价值伦理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已经不再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向前展开,而被外力割断,原来所依赖的对美好未来的信念被消解,原来的生活经验体系被辗碎。作家以一种相当复杂、矛盾的心情对现代生活作了审视,流露出作家对既往生命形式和生命情绪不复存在的叹息,是什么使得那种生命形式遭遇改变?
  现代化进程一步步消解了传统生活的内核,整个社会打上了鲜明的经济交换色彩,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发生了变化,都被纳入了经济的一脉,包括情感也被纳入。人们心中的古典情感被淘磨得面目全非。农村的朴实无华,浑厚质朴在消失,现代化进程犹如一颗利箭射中了传统农村这头老牛,这受伤的牛在痛中蹦跳,和平静穆正慢慢毁去。
  现代化的脚步一路人马喧腾,高奏凯歌,阔步向前,其间缺失了什么?作者作了表述,但她并非作道德上的判断,而是相当清醒地看到现代化的一脉——经济的强势力量,正把人们的传统生活形式挤出道旁。反观当下,现实一方面要依赖现代化的科技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现代化的某种变异和虚妄,这使得作家回望传统,只能作一声叹息。
   宋丙之,汪益慧,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