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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汉字起源于对时空障碍的消除
作者：杨豪良
“信息是物质、能量和精神的属性或存在模式，是物质、能量和精神的时空序。信息也有另一层含义：信息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方式。”[2]应该说信息的最根本性质就是其全息性。全息的基本含义是：“部分（子系统）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包含着相同的信息，或部分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这也是宇宙全息论的基本命题和原理。全息具有全方位相互感应的意思。”[3]全息的外在表现取决于其内在的全息思维，全息思维的实质是将信息分成显态、潜态二类，信息的显态是能够看得见或摸得着的“实存在”；信息的潜态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感知的“虚存在”。这些都在汉字的起源上得以体现。
毋庸置疑，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或者说，文字是语言的质变功能的延伸。语言是具有语法逻辑关系的一组语音，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语言以音表义，是说话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说出来的话则是人们运用这种工具表达思想所产生的结果。语言是人类交际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人们在进行交际的时候除了运用语言工具以外，还可以运用其他的非语言工具，之所以说文字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是因为“文字记录语言，打破了语言交际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4]，这也是为什么有了语言还需要文字的重要原由，因为语言有语言的缺憾和障碍。汉字正是在语言有了无法克服的“时空障碍”的前提下产生的，语言的时间障碍是指“言语交流过程中，有的事物过于复杂，适时的言语表达无法使受众全面准确的把握，有的事物对过去和未来都产生影响，需要从时间上全面准确的凝固下来”；而所谓语言的空间障碍是指“言语交际的双方进行现时交流时，用语言无法准确描述，不能沟通当事人的思想，并且这种情况经常反复出现的时候，需要有双方容易认可的文字符号进行协助。”[5]所以，从汉文化整体看：汉字应该是一定的语境下，在各种形体动作的帮助下还不能充分表情达意，被迫描画出让人一目了然的“义符”，因为用视觉形象辅助听觉形象要比纯粹的听觉形象留下的印迹以及理解的程度要深刻得多，并且这种文字只能是绘画性较强的“象形文字”，如果是抽象的表音符号，则不可能消除这种障碍；或者是某些部落为了弥补言语交流的不足，对历史的事物，复杂的事物进行形象的描画、比喻、象征，从而使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时代）的人能够直观地了解事物，突破时空障碍。正因为如此，汉字的出现并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批一批的。很显然，克服时空障碍而得以比较顺利的交流，并不是某一个文字符号就能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而必须借助于一批文字符号，惟有如此，才能够完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这种沟通与理解是相互明白彼此的意思，或后人明白前人的意思，即思维的贯通，也就是一种模糊的全息对应。所以，这一些作为中介的文字符号从显态看必须是能够让人“一目了然”的，“象形”是最好的方式；从隐态言，它必须是全息凝聚了造字者的思维状态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这种思维状态还必须为接受者所认可。因此，这些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状态，它无法逃避地蕴藏着汉字被创造那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特征。
前文有述，汉字的起源是因为语言的“时空障碍”，当人们要消解这种障碍的时候，采取的方法是依类象形，这是一种普遍认可的结论。而在众说纷纭的造字方式中，一般认为影响之大者，要数“仓颉造字说”。汉·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五卷《叙》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也，初造书契。……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依类象形”而造出的的古文字，用某一比较具体的“形”来代表这一类事物，比如“羊”的初文。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为“依类象形”，而从“仓颉造字说”看来，“是越往后越发神圣细密，愈靠愈简朴粗略，这正反映出古代‘集体思维’形成‘集合概念’过程的一段规律。”[6]而正是这种“一般规律”反映出先民们的思维方式，笔者称之为抽象的形象思维，这是一种全息性的思维。这种思维是以对形象的想象或联想为基础，抽象的形象是对同一类事物经过归纳提炼以后的带有普遍意义或者说是本质性的形象，如：人、马、水果、房屋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深深地浸透了中国的文化大系。原始思维的“类概念”虽然不离形象或实体，但其中仍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抽象和概括。当原始人用“羊”这一实物来代表各种与之同类的其他实物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做着类似于抽象和概括的“归类于范”的工作。在古汉语的象形会意中，一直保持着原始思维的“类化”痕迹。“依类象形”是在同一类事物中抽象、提炼出形象的方法，因此从这个角度言，“‘依类象形’的思维方式相当于造字法中的‘指事’，而不是‘象形’。”[7]所以，许慎对六种造字方法的排序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8]。郭沫若也同意此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在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9]这也表明了汉字之“象”是一种抽象的象形。
所以，“依类象形”是抽象与形象的结合，“依类象形”的结果就是抽象的形象，是一种诗性的形象，这就暗示了中国汉字的书写成为艺术的巨大可能。“依类象形”也是中国汉字同其他文字形式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它属于象思维。中国人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这种“象思维”的品格，而这种“象”是抽象的象，抽象的形象思维是这种原始思维的延续与升华。“于是，我们看到古文字的诗性特征在两个相反的纬度展开。就字或词的创造而言，古文字是内敛式地聚象，以一当十、以少总多地将所有同类之物聚为一‘象’；就字或词的解释和应用而言，又是外衍式地绘象，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地描绘百态千姿的声色形貌。”[10]内敛式地聚象，是模糊的类系统，是形成字体的方式；外衍式地绘象，则是形成各种书体的方式。这种“内敛式地聚象”所形成的模糊的类系统，实质上就是通过“依类象形”形成的“集合概念”。这也正符合“一即一切”的全息思想。
人类在蒙昧时代，凭借采集天然食物来维系生存，作为群体关系总和的人类，其个体之间主要依靠母系的血缘来维持，氏族成员之间的事物主要是“食”与“色”，在当时因为“性”而建立了“母系氏族”。所以与“女”有关的字大多应该属于母系氏族时代或后母系氏族时代所造的字，都应该与对女性的生殖崇拜有关，如“不”字的构形和含义，乃是女性权利的第一伸张。“‘不’字的生活来源，始自女性生理上的周期性变化。甲骨文的‘不’字，上部是一个倒三角形，恰似女性阴阜的造型。在此，用来表示女性生殖器。……下部如流淌状的三条竖线，则代表着女性每月一次的经血。所以，‘不’字的本义源自女性经血来临，表示在这一短暂时期的性交拒绝。”[11]其他若“丕”、“否”、“才”等都与此相关。这也表明，汉字的造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记载活动和象形。但在象形的同时，有着指事和会意的成分。因为，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而象形是最初的最简洁方式，“指事”和“会意”是“象形”背后的真实目的，也是意会的基础。所以汉字才真正成为记载活动、表情达意和克服障碍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符号系统。
正是由于汉字的上述全息性质，使现存的汉字成为了最完整、最系统、最真切的文明进化的“活文物”，成为上古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活化石”。而对汉字书写所引爆的书法艺术，由于众多人的参与，使之成为另一种不断延续着的“造字”活动，书法的存在更生动地实录了各个时代的全部信息。对汉字的书写，不仅延续了汉字本身的不断承载的信息量，更融入了书写者的全部信息量，使之比任何考古的发现要生动、准确和全面得多。所以，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解码器。如果我们依照汉字（书法）去寻找那个时代的文明，我们会欣喜地发现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仍然活在字里行间。
注释：
[1]详细参阅孔刃非著：《汉字全息学》，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页。
[2]钱冠连著：《语言全息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5页。
[3]钱冠连著：《语言全息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5—46页。
[4]叶蜚声 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5]孔刃非著：《汉字全息学》，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4页。
[6]臧克和著：《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7]刘宗超：《汉代书法美学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书法研究》总第132期。
[8]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历代书法论文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页。
[10]李建中著：《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5页。
[11]唐汉著：《汉字密码》（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杨豪良，湖北襄樊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