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思想杂碎
作者:朱铁志
都说人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为,那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的。对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不论你荣华富贵,还是穷困潦倒,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不过咫尺之间。有道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生命的长短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相对论命题。如此说来,需要那么在意长寿与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么在意世俗的评价么?
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因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绝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异于延长人的双重痛苦。我知道我虽然叫“铁志”,但其实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经不起癌症的折磨。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病长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评价要以一个病人的痛苦作条件,不是显得有些残酷么?我的家人、我熟悉的医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为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但我由衷地赞成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我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别人为我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的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乞求高评价,说明缺乏底气、没有自知之明,无异于自取其辱;假作谦虚状,显得故作姿态、装模作样,也不免贻笑大方。如果再为被确认是一个“什么工作者”,而不是一个“什么家”而烦恼,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齿。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将死之人,更是出自单位的人、周围的人,谁会对一个弥留之际的生命吝惜赞美呢。评价越高,说明将死之人弥留的时间越短。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有什么不能通达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将随风而逝,几句好话又何必太当真呢?假如一个人活到弥留之际还不清楚自己是谁,还要依靠外在的评价确认自己,做赞美者赞美的奴隶,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不是非常可怜又可悲么?别人怎样想是别人的事,我决不想做这样可怜的人。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一类的会议。喜欢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里,讨厌我的人巴不得我早点儿滚蛋。开那么一个会有什么意思呢?开给谁看呢?无非是在我毫无生气的脸上涂上俗不可耐的胭脂,将我冰冷的尸体装进崭新的西装,然后抬将出来,摆在鲜花丛中,如果幸运,身上或许还会盖上一面庄严的旗帜。接下来是我的亲人悲悲戚戚地竖立一边,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鱼贯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哀,都要绕着我走一圈儿。如果我真有灵魂,我会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拥堵的街道上,我要为展览自己的尸体耗费同志们起码一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还要为瞻仰自己并不英俊的冷脸再耽搁大家起码一个小时时间。两个小时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一个人的半天是何等宝贵,假如真有那么几十人上百人前来,其损失真可用“巨大”来形容。朱某终其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何必死了倒来折腾大家呢?
如果我死,决不购买高价骨灰盒,决不定购墓碑、墓地之类玩意儿。我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巴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我知道人死如灯灭,生命不复返。虽说“物质不灭”,但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人死就死了,转化为别的什么东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关心的。既然生命都没了,还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么盒子里干嘛?不少人一辈子没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时争两室的,有了两室的又争三室的,一生就这样争啊争的,其实最后大家都复归“一室”。而就这一个小盒子,还要分出玉石、玛瑙,檀木、樟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材,真是想不开啊。我死以后,决不保留骨灰、决不把那无聊的东西放在盒子里吓唬孩子。如果妻女听我的话,应该先将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假如它们能在其他的生命里得到新生,我将感到莫大快慰。然后应该将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作解剖教学用,假如学生们从我身上能够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我又将感到莫大快慰——人死还能有一点用处,岂不反证了活着的时候也不是浪费粮食的货?再接下来就该果断地把我火化,趁热把我的骨灰埋在随便哪棵树下,我的灵魂或许可以随着绿叶升腾到天国里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没必要了。咱们国家本来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争地盘儿了。既然连块墓地也没整,墓碑就更没必要了,还是留给农民盖房子、垒猪圈吧。
政治高度
在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做法中,说什么事重要,一定要和政治扯上,光说这事本身重要不够,必须上升到“政治高度”,才能显出境界,看出水平。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性,就不足以表达重视的程度。连发一个召开运动会的简单通知,也要说“必须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看待这届运动会”。
从来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似乎没人觉得有何不妥。然而“政治高度”到底是什么高度,仔细想想还真是个问题。为此我采取了一点笨办法,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那上边说:“政治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辞海》的说法与此大同小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说政治的“表现形式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不才愚钝,看了两大权威工具书的解释,觉得政治是很大的东西。从政治主体看,“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无所不包;从活动范围和对象看,既有“内政”,又有“国际关系”,既有“政策”,又有“活动”,真是包罗万象,涵盖一切。难怪说什么重要都能和“政治”扯上,怎么扯都不算过分。
没错,什么似乎都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看,因而都是政治问题。警察不抓小偷,会影响社会治安,那肯定要导致政治问题;房价飞涨,百姓买不起房,会引发不满情绪,也会导致政治问题;官员腐败,失信于民,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如此说来,就没有不是政治问题的问题。所以上级发文说开好运动会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自然是不错的。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政治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一支,毕竟不是全部;政治家作为人群中的一群,毕竟不是全体。什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也就都不是政治问题;什么人看问题都像政治家一样上升到“政治高度”,也未必就是一个好高度。正所谓“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结果的结果也不是结果”。职业政治家讲政治理所当然,领导干部讲政治势所必然,共产党员讲政治党性使然。不仅要讲,还要经常讲,要讲清楚、讲透彻、讲到位,讲出经济社会的普遍发展,讲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美满和谐。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时时刻刻把政治挂在嘴上,都有必要把本该属于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看上一番。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起码首先定位于那个问题,从那个问题所属的领域和规律出发,发现存在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给公众一个像样的交待,不是就很实在、很诚恳、很好嘛。比如还说开运动会,我看就不一定非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举办一届运动会,让大家投身到全民健身运动当中来,既活跃了气氛,又锻炼了身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本身就是一件好事,选好场地,组织好人员,做好服务,让大家高兴就行了,干嘛非要和“政治”扯上?在我看来,这一扯,既没有抬高运动会的规格,也不会暴涨运动员的身价,反而有降低政治的嫌疑,起码显得不够严肃和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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