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解读顾城其人其诗
作者：滕永文
号称“童话诗人”的顾城（1956-1993），在他37年并不算太长的人生中，以他的诗歌和他的行动，度量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走出俗世的情形下，可能抵达的最远里程。
这个被舒婷（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称为“童话诗人”的天才人物，以他那不泯的童心，既爱幻想而又敏感忧思的气质，用心灵和诗情建造了一座与尘俗对抗，充满温情、纯洁的童话世界。他似乎一出生就与凡俗的平庸生活无关，而是直奔诗歌而去，他年仅8岁即能赋诗，那时候，他的诗“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从少年到青年，顾城的岁月里交织着现实的迷茫与苦难，经历着坎坷与动乱，这也使顾城与其他“觉醒于血火的炙烤与沐浴”[1]的朦胧诗人一样，在政治高压与文化沙漠中启动了对生命和世界的思考。对于既缺少面包又固执地沉迷于玄想与梦境的顾城来说，诗歌就是聊以充饥的可口的面包，这块面包上闪着乌托邦的熠熠光辉，却终又骇人听闻地滴着鲜血。
“文革”期间，顾城曾随自己的父亲（军旅诗人顾工）“下放”山东农村，在荒凉的河滩上过着孤独的生活。农村的生活，使他得以亲近大自然，领略了大自然的美丽与恬静，暂时忘却现实的喧嚣与丑恶。小小年纪的顾城已经开始逃避现实，一心躲进大自然的童话世界中去。“我在阔野上，在霜气中，/找寻春天，找寻新叶，找寻花丛。//当天大亮冷雾散尽，我只找到一滩败草，一袖寒风……”（《找寻》）从年仅13岁的少年所写的这首诗中，我们更多地体会到他精神世界中的那种深切的萧索之感，这种感觉大概来自于并不美好和透明的现世刺激。顾城在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时，不是在批判中走向成熟，而是拒绝成熟，他转身而去，走向虚设的精神天堂，沉湎其中而不准备向人间反顾。他说：“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生命幻想曲》）[2]这首《生命幻想曲》是顾城早期的代表作，是他“把大自然的童话世界搬进自己的诗中，变成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童话天国的一次尝试。”[3]他像一个非常“任性的孩子”，在自己的诗中创造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他认为，“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4]顾城这种诗观，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的：现实世界的不可弥合的分裂，不和谐的痛苦，将在诗中得到解决，以实现人的心灵的“绝对自由”。因此，“诗的世界，对于顾城来说，不仅是艺术创造的范畴，而且是人的生活范畴。为了对抗他所厌恶的世俗世界，他要在布满‘齿轮’的灰色城市，执拗地讲他的绿色的故事，即使他的听众只有天空和海上飞溅的水滴也罢。在诗中，而且在生活中，他都偏执地和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实行‘自我放逐’；他拒绝（不过也没有准备好应付）‘现实’的‘入侵’”。[5]
正因为顾城太偏执于没有污秽的内心世界和纤尘不染的诗歌梦境，这必然使他或迟或早地迎头撞上并不完美的世界那无情的墙壁，甚至刀锋。在和谢烨相识、相恋四年之后，这对“朦胧诗人”结了婚，由于婚后的顾城有了谢烨对人间烟火的独自承担，便更加超脱地坠入了他的精神漫游和诗意迷梦之中，成为一个绝对的诗人，一个绝对的隐士，绝对的圣者，以神秘的微笑和灵慧面对与他隔着重重帷幕的芸芸众生。他率性而为，在异国他乡（新西兰激流岛）过着一妻一“妾”的“不俗”生活，进一步把自己领进了精神的“太虚幻境”，于是，一场危机也就悄然逼近——在缺少面包的俗世生活中，顾城的“妾”和妻相继让他偏执的内心对世界和生活产生了无可救药的绝望，最后迫使他走出美妙而玄虚的“乌托之邦”，于1993年10月8日朝着侍奉他的“伟大”灵魂长达十年的无辜的谢烨举起了一柄利斧，并继杀妻之后自己悬颈自尽——就这样，一个诗坛的神话破灭了。这位极端理想主义的诗人最终化作一缕远离故国的亡魂，在太平洋上飘来荡去，继续“找寻”。
20世纪90年代，有关顾城的杀人和自杀，当事的人和不当事的人相继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和连篇累牍的评论，它们关乎情爱与隐私，涉及法律与道德。身兼诗人和犯罪分子的顾城一时间成了文坛内外无所事事的闲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感慨、“思索”、稿酬和版税。而他的诗也就不被当作诗来读了，聪明的人们从他的诗中钩沉索隐，参悟他杀妻、自杀的玄机，顾城的诗退而成为背景。然而，当20世纪的历史大幕终于落下之后，顾城的“事件”倒更应该仅仅被当作一种背景，而他的诗作则应被重新重视。我们有必要承认，顾城是代价甚大的诗歌天才，他的诗歌中有神品，有绝响。
二
1980年4月，在将顾城命名为“童话诗人"时，舒婷曾写道：“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童话诗人》）[6]读到这里时，人们也许会产生一种错觉：时年二十四岁的顾城还与童年的“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搞在一起，像个“小时了了”的神童，显系病入膏肓，又显得多少有些滑稽。其实，顾城的诗品并不单一，他既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也是一个早熟的智者，他能稚拙到极致，也能深刻到顶点。他的稚拙是一种语言方式，而内心经验的深刻和抽象把握的深刻，乃是顾城诗歌的精神内容。他的诗歌之所以有味道，其实并非一门心思地童真可爱而已。顾城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童话诗人”，他的趣味和表达并不证明他长不大，而是他拒绝长大——拒绝世俗人生中庸俗而丑恶的长大。这个古怪的诗人，非但不“童话”，反而极早熟，他拥有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一个精神上的纯诗天地，同时也拥有远非同龄人所可比肩的人生高度，尤其是内心深处那与其年岁不甚谐调的无限沧桑。他在《幻想和梦》中，曾这样写道：“我在时间上徘徊/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后退/挖一个池沼/蓄起幻想的流水/在童年的落叶里/寻找金色的蝉蜕”。写这首诗时，他年仅14岁，照常理，14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处于这个年龄的人们在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中展开的应是金色的幻梦、金色的理想，应该是一往无前的成长和在人生征途上盲目而又急速的进击，但顾城的抒情却胶着于少年时期的某一点，将行将止，徘徊不定，幻想仍驻留于“童年的落叶”和“金色的蝉蜕”。这其中既有时代在顾城内心引起的突变，也与他精神的“未老先衰”大有干系。丑恶的俗世人生使顾城打消了走向“成熟"的念想，他想蜷缩在童年的梦境中，享受梦幻之美。童年是精神性的，而成年则是现实性的；童年系乎梦境，成年则入乎尘俗。“在时间上徘徊”，可以说既是沉迷，沉迷于童年的迷梦，也是恐惧，恐惧未来和俗世——有如此念想和境界的诗人，哪里还有一丝“童话”的味道可言？
对于像顾城这样的诗人而言，在自己内心虚造的世界中漫游已然成为一种存在的常态，他对现实世界的偶然一瞥，那眼神和声口，显得多少有些漠然与旁观。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许多朦胧派诗人对着世界激情满怀地表达一肚皮的意见和一腔情绪时，顾城却不是那样的激动，他只是站在一旁观看他所选择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又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隐喻色彩。这一点在他写于1980年的《弧线》中体现得很明显：“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