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读书》关于巴金作品讨论运动的实质
作者：王龙飞
一
从《读书》第16期的开始这场讨论的《编者按》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读者的评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盛赞作品中某些人物的革命精神，并把高觉慧、杜大心、张蕴华等人作为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有人批评巴金的作品是“发泄资产阶级的情感，宣扬疯狂的个人主义”，指出觉慧是一个妥协者，不值得推崇。还有读者指出，“在我国进入建设伟大共产主义的时代，还有一部分青年迷醉于巴金的作品，这是文化的倒退，是思想颓废的表现，应该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在这样的情势下，《读书》给这次讨论定的基调是“这些评论文章说明，如何对巴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作出恰当的估价，也就是说，如何把过去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遗产正确地接受下来，是文艺思想领域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因而希望通过一场大的争辩，得出比较正确全面的认识。
这一期（第16期）刊载的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对巴金作品正面评价的，如《觉慧的革命精神》、《但愿成为琴那样的人》、《欢迎〈巴金文集〉出版》。接下来的几期，批评则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重，如第19期刊登了读者的来稿，其强烈的批判性仅从标题就可看出：《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息息相通》、《成为我犯错误的根源之一》、《一切从个人出发》、《把集体当囚笼》、《多愁善感人生灰色》、《故意从精神上折磨自己》。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所刊登的六篇（则）文章，给人的直觉是“全盘否定”！第20期则更为激烈和尖锐，有一组回应第18期刊出的署名为柔剑的《关于巴金的作品》（其主要观点是“维护一个作家的声望”）一文的读者来稿摘编，总标题为《柔剑的剑刺向哪里？》，有读者直陈“柔剑是在反对革命文学维护资产阶级文学”。同期还发表了署名为“北京大学鲁迅文学社第二小组”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不容攻击》一文，说柔剑在他的文章中表达了“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强烈反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其实质是“以资产阶级虚伪的文学艺术标准，来抹杀革命文学的成就，为宣扬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抬高身价”。第21期只发表了一篇名为《巴金在〈灭亡〉里鼓吹了什么东西》的文章，认为《灭亡》是一部“鼓吹极端疯狂的个人主义的作品”。1959年第2期《读书》发表了姚文元《分歧的实质在哪里》一文，同期还发表了刘正强的《巴金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至此，《读书》组织的关于巴金作品的讨论告一段落。
二
从讨论演进发展的过程来看，这次讨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由讨论发起者“定调子，树靶子”
讨论的发起者将本次讨论定位为“如何对巴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作出恰当的估价以及如何把过去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遗产正确地接受下来。”这就相当明确地指出本次讨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巴金的创作为个案，通过讨论从而确立对同类作品的总体认识以及基本态度。并且编者有意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与“沉醉于巴金”的“思想颓废、文化倒退”[3]做鲜明对比，用不无严肃的口吻提醒“应该引起各方面的注视”。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在暗示这场讨论是以批判为主，编者进一步指出批判的指向为解决“文艺思想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文艺反映现实”的逻辑，则“文艺思想领域”实际上也就是“思想领域”，这正是讨论发起者定的基调，后续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基调展开的。
在这里，编者还用了一“阳谋”——树靶子。讨论开始那一期刊登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正面评价巴金的创作，通过读者之口讲出巴金作品中所谓的“积极进步因素”，从后续的讨论来看，这样的安排并不是为了澄清事实，也不是为了辩证地看问题，而是为了树一“靶子”——16期发表《觉慧的革命精神》，18期发表《觉慧不是英雄》；16期发表《但愿成为琴那样的人》，19期发表《琴不值得学习》；16期发表《读灭亡》（积极肯定杜大心），21期《巴金在<灭亡>里鼓吹了什么》；18期《关于巴金的作品》（作者柔剑），20期《柔剑的剑刺向哪里？》，先“正”后“反”的层次相当分明。诚然，这些是来自读者的声音，姑且不怀疑其真实性与自主性，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质疑：这些是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吗？能够代表最广大读者的心声吗？这显然是“编辑”的效果，还可以从许多人关于阅读巴金作品的体验和记忆中得到印证：美籍华人作家董鼎山在晚年的文章中写道：“巴金是我幼时思想发展上的第一个明灯，第一个导师”；杨振宁说：“巴金的《家》、《春》、《秋》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钱正英在巴金九十华诞代表全国政协前往祝贺时也讲到年轻时读了巴老作品而深受影响……从书的印数，当时图书馆的借阅情况也可见一斑。
（二）、用当下的现实苛求作家、作品
按照现代的文艺理论，文本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不再由作家掌控，文本中所反映的生活更不等同于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现实。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则当时许多言论显得颇为苛刻，甚至近于荒唐——不仅要求巴金的创作符合20、30年代的生活，还要符合50年代的实际。以《家》为例，它是以五四运动后20年代初期四川地区为背景，描写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封建旧家庭走向崩溃的过程。因而作品理所当然地反映了刚刚受到五四新思想冲击的青年如何痛苦，如何挣扎，如何反抗，如何追求，但由于对现实和未来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悲观颓废的情绪。平心而论，这样写恰好反映了真实的现实，这也是引起强烈共鸣的地方——这是许多“过来人”共有的情感体验与生活经历。而有人针对这一点批评巴金没有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地自我改造，积极投身于革命，因而没有给青年人指出一条光明的前进道路。
这一点也就是许多文章指出的关于巴金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尽管有人认为作品反映了某方面的社会本质，作品就具有真实性了，但更多地是反对这一观点，而是认为应该考察所反映的那一方面能不能充分体现社会的主流，具体对巴金而言，就是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追求到幻灭的情况能不能体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流及其发展。有文章指出，即便是在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革命群众的1927—1928年，我们党所点燃的革命烈火还是没有熄灭，党和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指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以此鼓舞了革命群众和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出现在《灭亡》里的“革命”青年却与此相反——在反动派的达到下软弱动摇一直悲观幻灭，因而“对整个革命来说，这种真实性就不充分了，甚至是歪曲了。”[4]也就是说，不否认巴金反映的也是现实，但不是主流，那么主流又是什么呢？处在50年代的人说是当时的“整个革命”，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不是心中都应该有这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的图景呢？要知道作家不是政治家，更不是预言家；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政治宣言，更不是施政纲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