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尤三姐悲剧的审美内涵

作者:邱 燕




  人类的悲剧性历史是靠无数个体的超越形成的冲突来实现的。个体的悲剧中凝聚着社会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通过个体的悲剧来体现。《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尤三姐是其众多悲剧中的一出,是“悲剧中的悲剧”,尤三姐的艺术形象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审美形象,具有真正的悲剧美感,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本质,具有丰厚的审美内涵。
  
  一
  
  在父权社会中,女人往往不是被爱,而是被“占有”,女人象私有财产一样受到保护并要求保持“贞洁”,于是,女性“贞洁”的形象自然而然就成了红楼梦那个时代女性的理想自我,成了女性追逐的幻象和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成为束缚女性自由的精神锁链。尤三姐就是贞洁形象的牺牲品。尤三姐的性情前后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从“无耻老辣”的报复者突变为“非礼不动,非礼不言”的自谦者,尤三姐其实并不真正“淫荡无耻”,她的内心一直在以“金玉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当她受到男人的诱惑和沾污,她感到的是自卑和自恨。她之所以变得“无耻老辣”,是出于对男人的报复。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她主动向男人发动进攻,是为了使自己免于受辱。她终于在气势上压倒了男人,获得了优势和补偿。但是,尤三姐最后却发现,在封建社会士大夫眼里她只是一个出身“不干净”的女人,她是不可能被社会所容的。与其屈辱地生活于世,不如以死来争取最后的自由!正如王江松所说:“当社会专制僵化到不允许普通个人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发挥最低限度的个人主动性,不给个人提供最低限度选择的可能性时,对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反抗!人不能选择自由地生时,至少可以选择壮烈地去死!这也正是自由和尊严的证明。”[1]尤三姐的悲剧是社会历史悲剧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尤三姐和以她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妇女要求追求自己的幸福、摆脱屈辱地位的愿望,在专制的、封建的、以男子为主体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这个要求是正当的,是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的。
  
  二
  
  从美学悲剧性来看,人的本质就是自我保存和自我超越的欲望。就自我保存而论,凡是个体在生活中,当生存受到阻碍、情感欲望受到压抑时,就自然地或本能地要进行抗争,要冲破任何方式所设置的障碍。所谓超越,就是主体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足,就是那种冲破自身现实条件去追求更高生活目的的行为和思想。
  曹雪芹原著中的尤三姐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性格的复杂人物。她美丽,刚强,有主见,有决断,有反抗性,可是并不贞洁,不是烈女和圣母。她和贾珍早有淫行,她的动机是调戏男人“竟真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她。”[2]她以这种变态的,放荡的,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反抗自己的被玩弄,这是她的出身,她的个性与她所处环境的复杂产物。
  尤三姐出身寒微,注定了她不可能有黛玉的孤高出尘或宝钗的珍重芳姿。书中对尤老娘着墨不多,但我们可以揣测她是怎样的一个妇人。从小疏于家教,加之长期可以想象的耳濡目染,使得三姐这样一个伶俐女子偏离了正常的成长轨道,于是她也没能具备同样是贫女的岫烟的淡雅自持。倘或她是个庸常女子,那么她完全可以做一个心满意足的附属品,穷奢极欲,恣意放纵。然而她不是!她非但不以美色自得,反而为美色所累,因为在众多男人的目光中,她看到的只是垂涎与轻薄,也看透了贾氏父子楚楚衣冠掩盖着的丑陋嘴脸。也许她不知道“自尊”是何物,但她深知自己和姐姐在这些男人们心中的“地位”:“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3]不能否认,三姐是颖悟的,也正是由于颖悟,才使她比同生同长的二姐更多了一种血淋淋的痛苦。这就是一种超越的表现。超越既不是超脱,也不是解脱。超越是立足于现实物质条件去抗争与突破,是实实在在以行动去打破周围的平静,使自我欲望得以实现,人格价值得以提升。
  
  三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到被侮辱、被损害的位置。这种巨大的矛盾激化,使她产生了一般女子所不能为之的“为”。如:痛骂二贾、折簪为誓、横剑自刎等。她的身上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充满了力量和气势的崇高美,崇高的美和优美相比较,优美的美感“以快感为基础”,而崇高感则是“以痛感为基础”。[4]
  从尤三姐强烈反抗的背后,也清楚地感到了她的痛苦与无奈,这从她的话里也能看得出来,“咱们金玉一般的人,反叫这两个现世宝玷污去,也算无能了。”这时的尤三姐对于自己已陷污浊中的处境深感痛悔,她不甘于被玩弄被摆布,她渴望能有尊严的活着,出路在哪里?她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婚姻上。
  在一个婚姻全凭父母之命的年代里,尤三姐对自己的婚姻却大胆地突出了要求,“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只要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活了这一世。”“等他来了,嫁了他去,他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5]说着,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这是尤三姐要求婚姻自主的宣言,何等的坚定,何等的刚烈!这个标准说明她既不讲经济地位,也不讲政治权势,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束缚。此时尤三姐的言语中似乎就流露出一种决绝的悲壮!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女子在污浊中充满着对爱情和自由的憧憬和渴望,把婚姻当作了一根能挽救自己名声和尊严的救命稻草。
  命运似乎对三姐格外垂青,尤三姐顺利得到了柳湘莲的定情宝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期盼,“她把宝剑挂在床上,每日望着,自笑终身有靠。”[6]这似乎是她黑暗的人生中透出来的一丝曙光,尽管她还没有完全地抓到幸福,但这足以让她感到满足。可是这丝曙光好似流星划过天际一般的短暂,随之而来的却是毁灭性的打击:柳湘莲得知尤三姐与宁国府有染马上反悔了,因为他认定“东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7]尤三姐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和摆脱污浊的希望,终于在贾府肮脏的名声的影响下,彻底的破灭了。当柳湘莲向贾琏索要定情宝剑时,对她来说无异于睛天霹雳,她怨,她悔,她痛,同时她也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于是她绝望了。对着柳湘连只说了一句“‘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递与湘莲,右手回肘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8]尤三姐被爱拒绝后,丧失了一切生活的信心和价值,曾经定情的信物成为她的绝命剑,她只能用殉情者的冠冕荣誉来埋葬自己。
  
  四
  
  “悲剧美就在于生命的抗争冲动中显示出的强烈的生命力和人格价值。”[9]她以死抗争,体现了一个个体生命对社会、对命运的最彻底的超越!在这个矛盾激化的状态发展过程中,尤三姐坚贞的、不畏强权的、不甘低下的、勇于追求幸福的精神得到了张扬,她身上的这种强烈的悲剧抗争精神无疑为《红楼梦》的女儿世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参考书目:
  [1]王江松:《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2][3]曹雪芹:《红楼梦》第65回
  [4]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等:《美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5][6][7][8]曹雪芹:《红楼梦》第66回
  [9]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邱燕,河南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