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白居易及其通俗诗风
作者：李起超
《旧唐书·元稹列传》中记载：“稹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读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下层百姓，悉传讽之。”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歌是多么的平易、通俗、深入人心。从白居易留下的大量诗文中，我们对他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这篇“浅谈”作为抛砖，希望以后能看到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之作。
首先，白居易通俗诗风的形成与他明确的政治目的分不开。他所生活的中唐后期，正是藩镇割据、战事不断、僧道猖盛、宦官专权的时代。繁重的赋税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面对这些社会现实，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用新题，白居易则强调用新题写时事，要专门“刺美见事”。二，新乐府诗并不把能否入乐作为标准来衡量，“汉乐府”是缘事而发，曹操的乐府诗是借古题写时事，杜甫发展为“因事立题”，到了白居易就成了一种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创作原则，这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说诗歌必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诗歌应该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作用，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目的。为了更好的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求新乐府诗的创作手法应是：“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明确的政治目的决定了白居易诗歌通俗、平易的风格。
其次，白居易通俗、平易诗风的形成，还来源于他的诗歌创作是深深植根于人民，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他极力反对和批判当时出现的一种脱离现实，不关心人民疾苦，只是歌舞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的应和之作；反对和批判“嘲风雪，弄花草”的创作倾向，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例如在他创作的《新乐府》诗集中就对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做了大量的揭露。
白居易创作的诗歌中大多是反映百姓之苦的“为民”之作。他反映劳动人民不仅苦于贫困，更苦于宫室的掠夺，例如《赠友》中写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了换钱，农民们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畎亩间”。在《杜陵叟》诗中写到“剥我衣帛，夺我口栗。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当时作为大唐王朝官员的白居易，如此激烈的反映人民的疾苦，为老百姓鸣不平，是多么难能可贵。
白居易在他的诗歌中，还强烈的反映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如《上阳白发人》，通过一个老宫女，从十六岁妙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这一生在皇宫中如坐监狱般的痛苦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
再次，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多种手法也是他通俗风俗形成的重要因素。
他在诗歌的选材上，不去写被称为阳春白雪的古题，而是偏偏写下里巴人的眼前事，心中情。当他看到以砍柴烧炭的老翁被强取豪夺的宫市洗劫一空，便写下了《卖炭翁》。这样的诗还有《轻肥》《琵琶行》等。
白居易在诗歌主题的表达上并不隐晦曲折，他很少引经据典，堆砌辞藻，他往往在诗的前面用一句话点名主题，或在诗后用“卒章显志”法来揭示主题，使人看了无需猜测就能明白诗意。使人不会产生费解，很容易读懂。
白居易诗歌的广泛流传，还在于他诗歌创作语言的通俗化，很少用艰涩的辞藻和典故。袁枚说白诗是：“意深词浅，思苦言甜，寥寥千载，此妙谁探？”例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多么自然流畅，浑然天成！
白居易平易、通俗诗风的形成并非摇笔就成的，《艺概》中说：“香山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说明白居易写诗是很下功夫的。袁枚的《随园诗话》中写到：“香山诗以平易，观其间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子者。”白居易自己也说“新篇日日成，不爱名声，旧句时时改，无妨说性情”。这说明了白居易的创作是认真严肃的。这也是那么多人喜欢他诗的原因。
李起超，教师，现居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