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董西厢》与《王西厢》中的张生形象

作者:佟玉敏




  元代杂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描写了书生张珙与前相国女儿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它是在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题材仍是才子佳人大团圆的老路子,但无论是语言艺术还是思想内涵,王西厢都较董西厢胜过一筹, 更重要的是人物性格的发展更为合情合理,人物性格更为鲜明。下面以两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张生为例略作窥析。
  忠于爱情的封建叛逆者,这是两张生共有的基本特征,都是珍惜青春、充满生命活力的年青人。在庄严的普救寺,偶然见到眼含秋水容貌清雅的莺莺,一个不禁“胆狂心醉”(《董西厢》),一个猛然惊呼“我死也”(《王西厢》)。当爱上莺莺后,都敢爱敢恨,为了莺莺,不假思索,义无反顾,都病卧相思床,一味痴情,并且忠于爱情。但二者的不同也很突出。
  
  一、气质不同。
  
  《董西厢》中的张生,有些才子气质,但酸。他“嘲风咏月”,“病里逢春”,“一身寄客”,“多愁善感”;在老夫人面前,故作斯文,在红娘面前偶尔又庸俗不堪,如张生和莺莺约会不成转而要与红娘“权作夫妻”。
  《王西厢》中的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一出场就表现出不同于《董西厢》中张生的精神状态:“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气度。这显然不是一个“嘲风咏月”的才子型的男儿。他豁达开朗,谈吐自然,从不故作斯文。他可以随便与老和尚开玩笑,向红娘直陈肺腑。他“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慌”。他不是卖弄风情的才子,更不是情场惯客。
  
  二、对功名的态度不同。
  
  《董西厢》中的张生虽然为了莺莺,义无反顾,但又时时感到功名的重要。孙飞虎退兵之后,张生本来觉得与莺莺结婚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夫人却不肯认可招他为婿,其间的因由虽然双方都没有言明,但门户不当显然是问题的关键。张珙“乘酒自媒”与夫人有一段对话:
  “小生虽处穷途,祖父皆登仕版,两典大郡,再掌丝纶。某弟某兄,各司要职。唯珙未伸表荐……姑待来年,必期中鹄……”夫人曰“先生之言,信不诬矣。然尚困布衣,必关诸命。”生曰“若承家荫,践仕途久矣。奈非本心……”
  但在张珙心里,没有“功名”而想娶前相国之女,显然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短处。当老夫人得知他们已经私结秦晋而不得不将莺莺许给他时,张珙不无惭愧地说:“小生目下身居贫贱……相公的娇女,有何不恋?”并对莺莺说“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我当发策决科,策名仕版,……无惜一时孤闷,有妨万里前程。”张珙在得到爱情之后,他内心天平上的法码显然已偏向了“功名”。
  《王西厢》中的张生,则被去掉了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即使是“奔前程”也是由于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被迫赴考,对一个封建文人来说,这亦足矣。
  
  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不同。
  
  《董西厢》中的张生,当老夫人赖婚时,他一面“乘酒自媒”自夸自耀,一面又“下泪以跪”“喏喏告退”;在郑恒前来争婚时,他一面痛不欲生,“扑然倒地”,一面又想到“郑公,贤相也,…吾与其争一妇人,似涉非礼”。面对封建礼教势力,其反抗性是不强的。另外,张生忽而因为得不到莺莺痛苦得要自杀,但在见到与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时,忽然觉得自己同他“争一妇人,似涉非礼”,但却以私奔解决,显得人物形象很暖昧。
  《王西厢》中的张生,在老夫人无理赖婚时,他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性格。他不仅拒绝接受“兄妹之礼”,而且慷慨陈词,痛斥夫人无信、食言。
  话虽语无伦次,却表现他对爱情的执着。面对郑恒造谣、夫人悔婚的危急形势,他云“老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大小疗疮。”之后是据实辩诬,痛责郑恒,终于揭穿郑恒诡计,使老夫人又一次赖婚失败。
  综上所述,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不同于《董西厢》的张生。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张生在爱情上始终如一的多情重义的性格,体现了作者“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
  佟玉敏,女,河北张家口教育学院宣化分校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