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从“诗教”到“语教”：语文教育百年反思
作者：杨发清
（一）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
（二）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
（三）引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12]
下面是高中国语的教育目标：
（一）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
（二）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
（三）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
（四）继续练习用文言文作文。[13]
显然，北洋政府时期语文教育是把“语”即白话定位在“技术”层面，而把“文”即文言定位于“能力”层面，还是文白并重的。突出语文技能的教育，意识形态对语文的浸染还不明显。
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小学改称“国语”，中学为“国文”（台湾地区至今仍沿用）。国语的教育目标是：
（一）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此应为“具论”之始——笔者），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二）学习平易的语体文，以增长经验，养成透彻迅速扼要阅读儿童图书的能力。
（三）欣赏相当的儿童文学，以扩充想象，启发思想，涵养感情，并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
（四）运用平易的口语和语体文，以传达思想表达感情，而使别人了解。
（五）练习书写，以达于正确清楚匀称和迅速的程度。[14]
再看初中国文的教育目标：
（一）养成运用语体文及语言通畅的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
（二）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
（三）养成阅读书报的习惯和欣赏文艺的兴趣。[15]
高中国文的教学目标则是：
（一）继续养成学生运用语体文正确周密隽妙地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并依学生的资性及兴趣，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技能。
（二）继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的能力。
（三）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16]
对照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教学目标，国民党执政后更侧重语体文的技能训练了，文言能力仅是“酌量兼使有”之。虽然文学教育尚未完全流失，但“语教”已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传统的“诗教”，已如江上孤帆，渐行渐远。
抗战军兴，国民党教育部将中学改为六年制，国文目标为：
（壹）养成用语体文及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貳）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及读解古书之能力。
（叁）培养欣赏文艺之兴趣，及陶冶文学创作之能力。
（肆）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从代表民族人文之传统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与发扬民族精神。[17]
为了“唤起民族意识”和“发扬民族精神”，文言在这一时期又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语文学科的性质被定位为“技术训练与精神训练”。但“固有文化”的教育已是黄昏夕阳，回光返照。因为二十世纪是追新求奇，崇尚革命的世纪，温文尔雅的诗教文言不可能适应波诡云谲的政争需求和战争环境。抑文扬白，尊俗斥雅，乃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运动的客观需求。至于文学、人文、情操等的涵养与培育，在一个历史大变局的转折时期，是难以顾及的。所以，由诗到语，也是语文教育的势之所趋。
下面，我们还应特别提及老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及语文教育目标。因为，这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语文教育主潮的源头滥觞。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小学暂行制度条例》，其中指出：
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18]
在学制上，《条例》则规定小学修业年限为五年，分为初级列宁小学（三年）和高级列宁小学（二年）。解放后文革时期曾沿用此制，只是未冠以“列宁”二字。至于教学目标，一九三四年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小学课程教学大纲》则规定：
小学的一切课目都应当使学习和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19]
这一教育目标后来经毛泽东提炼，概括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成为新中国的教育指南。具体到语文教育，《大纲》则具体规定初级列宁小学的国语课为：
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说物理、化学、生物及生理卫生的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年中，教授最简易的叙说文的作法，使初级列宁小毕业生能自动地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20]
高级列宁小学的国语教育目标，是在初小的基础上增加了“议论”和“批评”的成分，即议论文的作法。要使高级列宁小毕业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路条，短篇论文等。”[21]《大纲》还特别强调：
国语课本身，目的也决不仅在于使儿童认识多少新字，而在于使他们能够逐渐运用自己的语言以至文字，来发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的感情。[22]
根据《大纲》的原则，教材的编写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通俗特点。
应当注意到，瑞金时期的教育实践虽然极为短暂，但这一时期和后来延安时期的教育理念，却是新中国建立后制定教育方针的基础和核心。
抗战时期，各解放区的教育实践，是按照中共中央“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教育方针进行的。这时明确提出了“教育服务”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甚或在一定的语境中自然是合理的，但后来由于这一思想的正宗性和在具体实践中的失“度”，终致使教育的身份成为当下要求的服务员，从而使教育自身功能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尤其应注意的是，出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干部教育中，现任干部的教育重于未来干部的教育；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23]
无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应该重于其他所谓一般文化教育。[24]
这里的“重于”，在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中，当然是正确的，并且也由革命战争的胜利所验证。但是，当历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未能适度转换和调整，延续至五十年代以及其后，终致使教育未能平衡发展，落入与时事政治和当下经济亦步亦趋的境地。作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语文教育尤其是如此。
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以看出，语文教育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代有两条延展轨迹，一条轨迹是：单独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在频繁的目标更迭中与文化传统逐渐疏离。“文”与“雅”逐渐衰落，最终成为陪衬和点缀。而“白”与“俗”则逐渐成为正宗和主流。另一条轨迹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对语文教育的逐渐渗透与强化，最终使语文教育的内容和目标走向浅俗和逼仄。两条轨迹或显或隐，交相影响，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时期，语文教育则基本沦为时事政治教育了！
参考文献：
[1]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集[Z].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1991
[2]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3
[3][6][7][8][9][1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04-549
[4][5]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3
[11][12][13]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4][15][16]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上海：卿云印书馆，1925
[17]六年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重庆：正中书局，1941
[18][19][20][21][22][23][24]徐家良.小学语文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3-14
（注：本文为贵州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极科研课题）
杨发清，男，贵州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论和古典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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