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曹植生命态度对李贺的影响

作者:曹丽萍




  魏晋是一个生命高度自觉的时代,从建安到正始,从两晋到齐、梁,生命的价值观和人生的情调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在这纷繁涌动的生命意识思潮中,魏晋的士人面临生命价值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临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生命本身的短暂的矛盾,体味着生命的极度卑微与极度尊贵。在这种自觉的生命体认里,有忧时伤生的情怀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其流淌的基调却是苍凉的悲剧意味。李贺的一生也是卷裹到和六朝士人面临的同样的人生困境,做着同样的徒劳的抗争,沾染着同样的悲剧色彩。魏晋的文化基调、生命情怀和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都对李贺的生命意识和诗歌创作起了巨大的影响。魏晋时代几乎每一寸时空都燃烧着理想、感伤和悲剧的色彩,本文就对李贺影响较大的、与李贺的遭际和抱负相似的悲剧人物陈思王曹植作一论述。
  姚文燮注《昌谷集》时,曾在序中明确指出:李贺力挽颓风,“直使屈、宋、曹、刘再生于狂澜之际”[1]。这里所言之“曹”即指建安诗人曹植。李贺在其诗作中也曾以“才高八斗”的诗人曹植自比,如其《许公子郑姬歌》云:“蛾妾醉眼拜诸宗,为渴皇孙请曹植。”这不仅因为曹植诗“奇高”的骨气,“华茂”的词采,受到李贺的欣赏、推崇和喜爱,并有意效仿,往更深层说还因为两人身世、遭际和抱负等方面有许多极其相似、相近甚至相同的地方,李贺当然正是在对曹植的解读过程中引起思想情感上的共鸣与沟通,进而形成对其诗歌艺术上的继承与发展的。在下文的研读比勘中,我们会发现李贺从曹植那里汲取和感召的不仅是才情,更多的是曹植慷慨而悲怆的生命况味。
  曹植对李贺生命意识的浸染,是由于李贺对曹植在政治理想、思想情感的理解与认同,这又是建立在个人身世经历遭遇相近相似相同的坚实基础上。
  一是曹、李都有显贵的家世背景和远大的志向抱负。曹植是武帝曹操的儿子,是孝文帝曹王的弟弟,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嵘《诗品》称其为“建安之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深得其父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欲被立为世子,显得踌躇满志,不仅有着远大的政治志向、抱负和理想,而且还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曹植一生执著追求的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2]。在《越露篇》诗中更是抒写和表现出自己的雄心壮志:“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在《暇鱼旦篇》中,诗人自比为鸿鹄,把那些“势利惟是谋”的小人喻为“不知江海流”的暇鱼旦和“安识鸿鹄游”的燕雀,表现出诗人的高度自信和颖脱不群的性格特征。其前期的代表性诗作《白马篇》,塑造了一位武艺出众,渴望为国建功立业而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洋溢着一种乐观豪放的精神:“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是诗人远大志向抱负的生动反映和形象写照。
  李贺是唐宗室后裔,至其时家道早已破落,然这仍使得诗人倍感荣耀与自豪,他在诗中曾反复提及此,如《唐儿歌》结尾处提醒人们“莫忘作歌人姓李”,《金铜仙人辞汉歌》里则自称“唐诸王孙李长吉”,由此表现出一种潜隐的王孙情结和甘为皇室、朝廷效命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如《致酒行》中“雄鸡一声天下白”,《高轩过》中“他日不羞蛇作龙”等诗句,都是诗人远大的志向抱负理想的生动体现和形象写照。他甚至不顾自己的体弱多病,意欲投笔从戎,“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崇义里滞雨》),“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五)等诗句,表现出诗人的积极用世之心和急欲像宝剑初试锋芒,如骏马驰骋疆场为国建功立业而留名不朽的强烈愿望。
  二是曹、李都自幼聪颖无比,有过人的才华,同为世人所推重。如《三国志·陈思王传》云“曹植聪敏早慧,十岁余,……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日:‘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城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3]”后七步成诗之美谈,更显其才思敏捷,不假思考,挥毫成文。李贺同样也少年能诗,早露头角。五代王定保《唐撅言》载;“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泥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晋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机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镶还所居,亲为束发。[4]”虽系传说不可信,却反映了贺之早慧与才思敏捷。
  三是曹、李都有怀才不遇,遭受打击的惨痛经历。才高难为世用,这是历代才子的共同悲剧。曹植在与曹王争夺太子、皇位失败后,诗人备受其兄和其侄的猜疑和迫害,如《世说新语》所载七步成诗的故事,反映出其所处的险恶处境与怨愤痛苦之情。《赠白马王彪》是诗人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一起赴京师朝会,曹彰不明不白地暴亡,自己与曹彪返回时又遭有司强行拆散,不准同行,于是“愤而成篇”,表现了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惶恐不安的心境。另如《吁暖篇》则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险恶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李贺本欲通过科举之途去实现自己的“拏云”壮志和人生理想,却因世人所嫉,抱恨长安。这是诗人走上社会后遭受到的一次最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堵塞了诗人的仕途道路。不久后,其虽然又回京担任了从九品的奉礼郎之小官职,却对这卑职的官职,只掌管些祭祀方面琐杂差事,尤其是迁调无望的绝望,使得心高气傲,欲以此为进身之阶的诗人在仕途上又一次严重受挫,只得以病辞官。更为不幸的是,诗人体弱多病,以致过早地衰老,一直生活在愁苦、压抑和死亡威胁的悲哀与痛苦之中,使得他遭社会和疾病的双重打击。“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出城》),反映了诗人不仅折桂(中举)未成,相反却遭人谗害打击的痛苦心情;“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中怀才不遇的愤慨与哀愁无告的悲哀。其它如《金铜仙人辞汉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描写:《铜驼悲》“落魄三月罢”,“洛岸悲铜驼”,“驼悲千万春”,“铜驼夜来哭”等描写都是诗人用比喻、象征的手法自伤身世的泣血之作。李贺与曹植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故有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心理。
  曹植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在文学中表现出宏伟的个体生命境界的诗人。首先表现在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建安文人不仅因乱世的遭遇复苏了对大生命的关怀情绪,而且因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短暂而产生了强烈的终极关怀情绪。这两种关怀是联系在一起的,建安文人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是通过对群体大生命关怀的具体行动体现出来的。两种关怀的同时存在,使建安文人能够比较完美地将社会责任感即济世弘道的志愿与个人的建功定业、垂之不朽的理想结合在一起。”[5]因此,在建安文人的心底流淌的是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的生命旋律。曹操《观沧海》就是在对宇宙的赞颂中表现了追求崇高理想的生命情调。这在建安文人的诗作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曹植自幼受其父英雄气概的濡染,怀抱利器,志向远大,被曹操认为是“儿中最可定大事[6]”者。曹植的踌躇满志、壮志雄心,在《蓬露篇》和《白马篇》得到了淋漓的展现,慷慨激昂、哀而能壮。李贺《送秦光禄北征》所描绘的“将军驰白马,豪彦骋雄才”的英武形象,所表现的“今朝擎剑去,何日斩蛟回”的豪情壮志,与曹植所自陈为国建功立业远大志向抱负的《白马篇》,是何等的相似乃耳。曹植追求崇高理想的豪情,还表现在其诗意境高远雄大的“骨气”上。他的诗里充满了天地间最为阔大雄伟的事物,如天地、八方、万里、四海、洪波、苍天、长风等,大处落笔,健处着眼,充分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刚健的气魄。李贺体现其宇宙意识的游仙诗里,也有这胸怀和气魄的,如“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泄海水杯中泻。”(《梦天》)以“皇孙”自居,才情冲怀的李贺一生都以弘道济世为崇高理想,其胸襟和激情,都从曹植这里得到了启激和深深的共鸣。
  李贺从曹植的身上照见了自己的影子,得到的不仅是才情的激发,生命信念的肯定,还有悲剧意识的渗透。李贺以曹植自居,显现的不仅是李贺的恃才自傲,更多的是宣扬自己的崇高理想,夯实自己的生命信念。李贺是在以他的生命历程和心灵的歌行,去追寻曹植的信念,重蹈曹植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清.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P192
  [2]曹植.与杨德祖书.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人民文学,1996年10月版,第26页
  [3]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三国·陈思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7页.
  [4]王定保.唐摭言.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6]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三国志·陈思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8页.
  曹丽萍,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