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苦难问题
作者：翟均林 叶 蓉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广大的笔触和流畅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苦难画卷，从而成为俄罗斯灵魂最出色的表达者之一。对苦难题材的偏好与他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有关。他的父亲是莫斯科济贫医院的医生，父亲那由于生活的艰难而紧缩的眉头和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穷苦病人的苍白脸色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出生地是古老莫斯科最凄苦的地区之一。这里曾是一片墓地，“埋葬在这里的大多是一些被社会抛弃的人：流浪汉、自杀者、罪犯、以及无人认尸的被杀者”。这一切几乎让人相信作者对苦难问题的关注是与生俱来的。
绝非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就是以其对“贫苦和苦难抱有一种极其深厚并充满热忱的同情”而赢得当时文坛名流别林斯基的称赞，小说家本人也因此名震文坛。尼·别尔嘉耶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
为什么世界充满呻吟和眼泪，以至伊凡·卡拉马佐夫拒绝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如此多的苦难源于何处？
同是描写人间苦难和悲惨画面的雨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把十九世纪的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看成是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的结果。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预言：只要这世界还有愚昧，人类的苦难处境便是永恒的。
很显然，雨果把人类的苦难归咎于愚昧无知，人类由于无知而受苦。这源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的思想。苏格拉底认为人是不会做他认为是不好的事情，人们万一做了不利于自身的事情，只不过是由于无知。只要人们具备了美德的知识，便能分辨出什么对他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所有苦难和不幸便会自然消失，恶也不会产生。苏格拉底和雨果的论断都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人是理性的。理性主义总是乐观的，所以雨果的小说并没有给人一种走投无路的马美拉多夫式的绝望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竭力反对的就是理性主义的这堵墙。他笔下的人物如拉斯柯尼科夫非但不是愚昧无知、不辨善恶之流，而是自己有一套哲学理论的思想家。他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超人理论而有意识地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太。这一切是由他的贫穷所导致的。他当时处在这样的恶劣境地：一边是自己住在租来的像棺材似的小屋里，衣食无着，债台高筑；另一边是住在乡下的缩衣节食供他上学的母亲和在地主家当家庭教师的妹妹，贪淫好色的地主对她无休无止的纠缠很可能使她遭到毁灭之灾。“贫穷不是罪恶---但是，先生，赤贫却是罪恶啊，贫穷的时候你还能保持您天生的高尚情操，可是穷到一无所有，您就绝对办不到——”马美拉多夫绝望的呼叫在他耳边回旋，他决定铤而走险杀死老太太，抢夺钱财从而摆脱悲惨的境遇。
赤贫只是苦难的外在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决不满足于此。他那像尖刀一样锐利的思想直指人的灵魂深处，他揭示出：比起外在的赤贫，人类真正的不幸是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具有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民族常常怀有强烈的罪感意识，这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相似。自认为清白无辜的伊凡·卡拉马佐夫最终出乎意料地发现：原来自己就是杀父凶手。尽管父亲不是他亲手杀死的，可强烈的罪感意识迫使他相信，他是有罪的，对父亲的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无意识中，他竟然默许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他的父亲。这使他陷入极大的恐惧和痛苦之中乃至精神失常。罪感像魔鬼一样折磨着良心自觉的人，给他们带来了不尽的痛苦和不幸。与罪感意识相随的是鄙贱意识。佐西马长老临终之前仍一再叮嘱神父们：“你们不应该骄傲，在小人物面前不要骄傲，在大人物面前也不要骄傲。”因为“凡是来到这里的人，正因为他来到这里，就已经意识到他比所有俗世的人们，比地上的一切人都坏些……。”地下室人供述得更为坦白，自称是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最可笑的、最微不足道的、最贪婪的一条虫子。意识到并公然谈论自己鄙贱的人是多么的痛苦！
《罪与罚》中索尼娅是一个受到极大不公平和凌辱的对象，为了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她甘愿到干草市场上出卖自己的青春肉体，却横遭周围人们的蔑视和唾弃，女房东嫌她不干净，强迫其父母把她赶出家门，她只能在天黑后才敢避开众人的目光偷偷地回家，带回从屈辱中接过的钱。索尼娅所蒙受的巨大不幸和委屈深深震撼着拉斯柯尼科夫。他竟伏在地上吻她的脚并声称“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
如此虔敬地跪拜苦难，又是为什么？梅什金公爵告诉我们：苦难之中孕育着花一样的美，这是一种光彩夺目、摄人心魂的美！《白痴》里的女主人娜斯塔霞出生于破落的小地主家。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毁了父亲微薄的田产并夺去他的生命。娜斯塔霞从此被邻近的地主托茨基收养，长大后做了男主人的姘妇。
这条恶棍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突然想抛弃她而与另一体面人家女儿成亲。娜斯塔霞极度蔑视他却又死缠着他不放，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躲开这个不名誉的“荡妇”。可是梅什金公爵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时，便被她的美所打动，相信她“受过很大的苦”。将军夫人问他为什么喜欢这种美，公爵情不自禁地说，这张脸上有许多悲哀。他还当着娜斯塔霞的面说“您从这样的地狱里出来却还是一身清白，这难能可贵的——我要尊敬您一辈子”。娜斯塔霞以文弱的身体经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痛苦，又以英雄般的气概与苦难的处境作不懈的斗争。她身陷不幸的泥淖却不失纯洁的理想和高贵的人性。这种美显露出逆境中的生命的顽强和挺拔，所以才会令梅什金公爵如此倾倒。
在对苦难之花的凝神观照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脱口说出了这样的真理：“人有时强烈地爱上苦难，爱到吓人的程度。”传统的思想在这里受到了挑战：人再也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喜爱受苦的。“这种新的人类学把人作为矛盾而又悲惨的，最不幸的，不仅是受苦的而且是喜欢受苦的人。”这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发现，这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盲区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揭示而让人惶恐不安，他本人因此获得了“残酷的天才”的称号。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许多这类“只顾自己受苦的利己主义者”。且不说那个有病的、凶狠而又自得其乐的地下室人。《罪与罚》中斯维利加洛夫在同拉斯柯尼科夫谈到索尼娅时这样说：她会成为一个殉难的人，当人们用烧得通红的大钳子烙她的胸膛时，她准会露出笑容来。她渴望赶快为了某一个人去受苦受难，要是达不到受难的目的，她很可能从窗户里跳下去。传统的人类学知识再也无法解释这一切，因为它忘记了人们有时也会需要混乱和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人是喜欢受苦的这一事实，提出人有任性的权利。他主张任性但并不是主张人应该一味地去受苦。“说实在的，我在这儿可并不主张苦难，但也并非主张幸福，我主张——自己的任性。”重要的是自己的任性和自由，而不是受苦。当然，只要自己意愿，受苦也没有什么。任性超越了幸福与苦难的对立，因而也超越了善与恶的对立。它相信对人类而言苦难至少是同幸福同等重要的，这绝不是心理学上的受虐现象，而是遮蔽已久的存在真相。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些人物的行为往往出乎人的意料，因为他们由着自己的性子随心所欲。《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用当地人们的话来说，是一个“从首都来的流氓和好斗的暴徒”。他行事古怪，让人莫名其妙。老实的加甘诺夫出于毫无恶意的习惯不时地说“不能叫人拉着鼻子走路”，可他却偏偏要去揪住加甘诺夫的鼻子。他装作要跟总督耳语，却把总督的耳朵咬了一口；沙托夫当众给他一耳光，他却又没有还手——这类任性的形象超越了幸福与苦难的对立，处于“善与恶的彼岸”，展示了人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新的人道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醒人们：应当重新审视人类自身。人就是人，既不是神也不是动物，没有必要害怕苦难和罪恶。罪恶和苦难是人的应有之义。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德国作家赫尔曼·海塞也这样说：“在旧的、行将死亡的文化和道德可能被一种新的文化和道德取代之前，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内心，重新看到本能在内心中升腾，重新认识超越道德的原始力量在自身的存在。”这种超越道德的原始力量并不必然产生罪恶和犯罪。只要在承认人的全部丰富性的基础上，把迸发出来的原始本能纳入新的轨道，加以新的命名，给与新的评价，就可以为新的道德理想奠定根基。从此人们将会踏上新的生活之路。
翟均林，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叶蓉，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