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女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墙
作者：屈雅红
二十年前，我在西安求学。出校园北门一百米以外，是东西流向的护城河，与它平行的，是古城墙。文科生课业不重，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和城墙打个照面。或者就近拾级而下，在护城河边漫步。或者多走几步，从朱雀门那里走过去，沿着城墙下面的小径一直走到西门再折回。有时候还会走得更远一点，从南门那里登上城墙。这样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站在高处眺望城市万家灯火，犹如置身梦幻。恋爱时，和男友去的最多的地方，也是城墙脚下。后来回想起，不禁暗笑。硬朗的北方啊，连爱情的背景也少了些旖旎和轻倩。年少不知的时候，不懂城墙散发出的气息和它的声音，眼里的城墙和车水马龙的人行道、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没有什么两样。常去那里溜达，不过是因为比校园里开阔一些。
成长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生命树的梢头有了枯枝败叶。在那里工作才一年多，就离开了——二十几岁的肩膀扛不住过往的沧桑。正是需要吸纳新鲜汁液以滋补自身底气的年龄，可是在这座城市里，有太多的历史和记忆。一脚一步踩下去，泛起的都是“过去”的回声。城墙的重压弥漫开来，漫山遍野闪烁着的是“前人”的身影。
或许是太急于逃离滞闷的西安，摆脱因袭和保守的重负，住定后，细读时才意识到：南京也是一座古城，离家几站路的地方，巍然稳驻着一道城墙。当初决定留驻南京时，只看见小桥、流水、修竹……它们的秀丽与清新，给滞涩的生命补充了水分。
再次与城墙近距离接触，是在南京生活了五六年后。
明明暗暗、千锤百炼中，明白了逃跑不是抗拒的唯一姿势后，日子里的飞扬和沉潜、心海里的长啸和低吟，都付诸笔端了。那一段时间，频繁亮相于报刊上的文字像换气孔一样，为我置换着前行所需要的意志和力量。因此结识了一些同道。在一家媒体版面主编召集的聚会上，我和她相遇了。交谈中知道她是写小说的，当过文艺兵。吃饭、喝茶、唱歌，初次见面，气氛是客气的热闹。主编请她为大家唱歌助兴。
大大的眼睛、深深的酒窝、不拘的笑语、妩媚的歌声，却没有把我引向“一个快乐的女子”这个通常的判断。再次见面时，她正好从冲洗店出来。她给我看一张她的照片，脸上笑吟吟的。她问：“怎么样啊？”稍停了一下，我说：“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哪儿来那么多的落寞。”愣了一下，她用笑声解除了惊讶：“我笑得这么灿烂呐。”后来她对我的倾诉，认可了我对她的知解。
她开始找我上街、吃饭、喝茶。中山门内城墙脚下有露天茶座，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四时风景的交替中，两个女子的了解也渐次深入了。写小说的她，对人情世态有敏锐的洞察，生活中却少了些游刃有余需要的世故和精明。
恋爱、写作、工作，是她的生活内容。好像一个太入戏的演员，痴迷到分不开哪里是刹那的舞台，哪里是永远的人间。她在凡夫俗子身上找王子的高贵和绝尘，在柴米油盐的局促里寻琴棋书画的优游。她的姑妈是个作家，战争年代把爱情交给了一个军官。姑妈对这桩并不出彩的婚姻有着许多罗曼蒂克，以为找到了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忠心。直到有一天，两个高低不一的孩子站在面前，姑妈才知道丈夫乡下曾经有个家。真相大白，姑妈别无选择地做了后妈。这个尴尬的副产品是，姑妈的痴情没法再在丈夫这里寄存了。姑妈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那个男子有家室。不管故事的走向如何变化，姑妈的悲剧结局已经注定。
姑妈成了警示。她出生时，妈妈一看是个女孩，就祈祷：我的女儿以后千万不能做“第三者”。她把妈妈的话变成一篇小说的悬念，再用自己的经历实践一个巧合：她爱的是一个大她十来岁的男子，有一个五岁的女儿。等了三年，挣扎了一千多个日子，也没有等到男子兑现诺言。直到有一天，撞见他一家和和美美地逛商店，她才一身伤痕地结束了这场情感拔河。那个男子描述的夫妻生活一团漆黑，她一直以为自己在解救他。
接下来的那两年，她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换了一个又一个，她永远是执著不屈的姿势。蓦然回首的惊喜、巅峰波谷的起伏、黯然伤魂的萧索，是其中的三步曲。每一次旅程都有伤筋动骨的悲喜跌宕，每一次结束，她的笔名就跟着改变。成长如蜕。像蝴蝶，如鸣蝉，死死生生间蜕变出迎风飞翔的翅翼。她用这样的方式抛弃前次的晦暗，蓄积再次出征的勇气。就这样，中山门的城墙和我一道，见证了一个女子执拗的心迹。我说不上她这样不断地出入爱情，到底是赤诚还是背叛，是滥情还是痴情。她的放弃，是捍卫什么还是游戏什么。她说她要的其实不多：精神上投缘，心灵上契合，其他都可以忽视。她不明白，她定了多么高、多么缥缈的一个尺度。更多人看见的是经济、地位、名利，心灵的契合要走多远才能触摸到。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燕忙莺懒芳残”的暮春。下午，坐在城墙下那一片开阔地，夕阳余晖中，有一丝夹着寒冷的温煦。她告诉我：谈不动恋爱了，准备嫁人，对方是外籍华人。她燃起一支烟，薄雾缭绕中她的心路渐渐明晰了。三十岁了，还嫁不掉，父母着急了。不指望她自己领回来了女婿，准备了一队人要她相亲。这个男子春节回国时，与她见过一面。四十多的男人，离异，有个孩子。漂泊了那么久，她在这个经历过一些坎坷的男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叫做沉稳的东西。他的一词一语中，透露出平淡扎实的体恤心。
不久她就要出国去与他完婚。她拿出男子的信给我看，没有热烈的情话，提醒她该办哪些事，开列了一些要带的东西，绿豆芝麻般的琐碎。我心里有一些为她遗憾：千帆过尽，寻寻觅觅，抓住的，是这么琐碎无趣的一个人。恋爱的浪漫还没有出场，婚姻的油烟味就弥漫开来了。她则在斤斤两两的购物单上，看见了男子对家的渴望和打算。辞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把自己连根拔起，去往一个语言不怎么通的异国，和一个了解有限的男子结婚，给一个孩子做后妈，这需要怎样的胆量！我在心里，默默祝福她一路平安。
她忙着办理出国的事情，我忙着从生活里那些杂芜事情的磨难里寻找突围的缺口，是在电话里和她道别的。忘记过了多久，她来信：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在那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国家，男子生存其实不容易，对于家，他是个“送工资的陌生人”。生活掠夺了他们的趣味、浪漫、平和。心里一直紧紧的，她和他之间横亘着太多的障碍，她又那么看重精神的和谐。由高级白领变成收银员，落差太大了。她的下一封信会说些什么。我没有主动和她联系过，宁愿小心地护佑着记忆，在心里为她定格：一个聪慧敏感、凛然难犯的女子。唯恐有什么不期而遇的东西打碎它。一年多以后吧，电话里传来她的声音。仿佛是一场浩劫过后，声音里还残留着前面的震荡，又要收集迈出下一步的气力，说不出的疲倦。知道了她在国外拼搏的酸楚，感受到了心波的驿动。她说两个人反反复复闹腾了多少次，有一次她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回来，被他拦住了。他求她留下来，给他半年时间挽救他们的婚姻。他也不容易，懂得之后她开始改变自己。不再祈求别的，生存是第一。接受他的平淡、理解他的琐屑、原谅他的计较、忘记他的小气。暴风雨过后的平静和对现状的涵纳里，有一些无奈，也有一些宽容，但坚毅蕴积其中。
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从中山门路过，我会想起她。前几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带我登上解放门城墙。不惑之年将至，已经能坦然面对城墙和它饱经风霜的颓败。南京这座六朝古都，上演过多少兴亡活剧。这座城墙，又阅历了多少繁华与寂寞。就如孔尚任《桃花扇》里的感慨：“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俯瞰城市忙忙碌碌的人群，想起了那几年在城墙根儿下和她一起纵谈生活烟云的日子。猛然间，从她身上醒悟出了一种别样的东西。
张爱玲以为恋爱比战争或革命更放恣，它或者就是女人眼里的战争。拼杀于情场、一身创痍的王菲，歌曲里已经记录了这样的体验。女人被教化为爱情宗教信徒的同时，男人并不信仰爱情。在这出悲情戏里，女人注定了是独角戏演员。等到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一点点地把过去教养给她的那些幻想煅烧成砖瓦，修砌自己的城墙，抵挡生活浪潮的一次次袭击。战争的痛苦是剧烈的，也是短促的。寻常日子里的风浪，没有计划地纷至沓来。它的折磨绵长而细密，几乎无人能躲过。张爱玲才会感慨：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战争过去了，守城的战士告退了。凡人开始出场守护城市，用柔软的坚硬，延续、支撑着城市的生命。我的那个朋友，无论是她不倦地寻找自己向往的爱情时，还是慨然接受千疮百孔的婚姻时，她都在建造着一种叫做顽强的品质，这是她锻造城墙的基石。如水的女人，有的是水的柔韧而不是柔弱。
有人说南京是一座阴性的城市，经历了多少兵燹依然秀丽。宠辱、盛衰的更替没有使她湮没，倒成全了她波澜不惊的坦然。即便是流萤一样在这里生活过的那些青楼女子，飞蓬般的生命里也闪露着刚毅和执著。比如血溅桃花扇的李香君、苦谏钱谦益不降清朝的柳如是、孤独守志痴候冒辟疆的董小宛。对爱情的信仰培养出的不服输，是她们抵挡生活入侵的盾牌。她们、我的那位女友，还有数不清静静穿梭于这个城市的女子，一起铸造着这个城市的精神城墙。
终于明白，残垣、断壁，是一座城市成长历程中的痛楚记忆，靠着它，这个城市不至于飘忽无根、左右摇荡。就像一个人，能尽情地享用鲜花的明艳，也能安然接受生命中的创痛。此时，一道不会坍塌的城墙已耸然竖立在心里。
（选自《百花州》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