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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非言语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作者：邱 渊
纵观韩非的书，他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刀锯斧钺都可以用上，而且刀锯斧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要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言论。《韩非子》中“言”字出现了457次，其中反映出来的言语思想主要就是对臣子和人民言语的钳制。其中与臣子的谏言有关的“言”就有80多次，（说明：《韩非子》中很多具体的“言”很难判定是不是“谏言”，因此，80多次也只能是个大概的数据，但已经能说明问题。）而其关于谏言的思想也完全是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的。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摠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於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韩非子·难言》）
在这里，韩非完全站在君主的角度来谈“言”的，这里“难言”之“言”指的是臣子对君主的“言”，是“谏言”。对于“谏言”，“华而不实”不行；“伦”的含义是“体统”，“拙而不伦”是指朴拙没有体统，这样不行；“虚而无用”不行；“刿”是“刺伤”，“刿而不辩”指语言锋芒太露，伤人却不雄辩，这样不行；“谮而不让”指超越等级，不谦让，不行；“夸而无用”不行；“家计小谈”指“家常小事”，“陋”是和前面“闳大广博，妙远不测”相对立的，说的是狭隘浅薄，这样不行；“贪生而谀上”不行；“诞”不行；“史”指“繁于文采而不质朴”，即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太讲文采，孔子说“文胜质则史”中的“史”也是此意，“史”不行；“鄙”是和“史”相对而言的，指粗俗，没有文采，不行；“诵”指称引典籍，食古不化，即“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里的“诵”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诵”也不行。
虽然韩非生活的时代，秦国日益强盛，秦始皇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大一统的局面正日益形成，但韩非写《难言》的时候，他尚在韩国，并不是秦始皇的臣子或门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钱穆说：“其（韩非）使秦在韩王安五年。翌年见杀。”[1]（P.551）
王先谦说：“（韩非）目击游说纵横之徒，颠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贼民，恣为暴乱，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国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权力，斩割禁断，搜朝野而谋治安。其身与国为体，又烛弊深切，无繇见之行事，为书以著明之。”[2]（序）
这样看来，韩非的这种关于“言”的思想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话语权力下移，百家争鸣，对于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这导致当时各种思想流派争奇斗艳，韩非的思想也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统治者对话语权力的失控也导致了文学的繁荣。但是，话语权力下移，处士横议对统治者统一思想，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至少在韩非看来是这样。
韩非希望君王能行使至高无上的君权来约束臣民的言论。他将自己定位为至高无上的君王脚下的一个臣子，因此，他的言论完全丧失了个人的人格独立，这就导致他所理解的“言”是如此之难。在韩非这里，春秋以来知识分子因天下共主，言论失控所得到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丧失殆尽，个人只能是君王的奴隶，稍有不慎就有杀头的危险。韩非就是在他自己建构的社会模式下丢了性命。
在韩非看来，臣民当言，但必须是在维护君王的绝对权威和绝对利益的前提下来言。《韩非子·主道》说：“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在这里，臣民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言论。他认为人主必须仔细审察人臣的言论，《韩非子·南面》云：
人主有诱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於事者困於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於後，後言不复於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韩非提出“人主”不能壅于言，“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指的是“人臣”进言时说的条件很少，退下去办事的花费却很多，即使有功他的进言也不真实。为了避免“人主”“壅于言”，对于“人臣”，“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惛主。”而且，人臣要把握“言”的度实在不容易，“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人臣“妄言”要治罪，“默然”也要治罪。总之，在韩非的构想里，只有“人主”的利益才是唯一的，“人臣”的一切言论必须以“人主”的利益为核心。作为“人臣”，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话语权力完全丧失了，更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
更有甚者，控制话语仅仅是表层的手段，他要求“人主”应该从根本上控制人心。《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奸”是什么呢？在韩非的思想体系里，“奸”就是指对“人主”不利的言行。
为了控制臣民的言论和思想，韩非为“人主”设计了一系列的策略，而且，这些策略构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例如：他提出“七术”，在“七术”中提到“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等，对这三“术”，韩非的解释分别是：“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
毫无疑问，韩非的思想必然导致极端的独裁。用现在的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让人民放弃一切自身的利益，只为抽象的国家献身，必然导致极端的法西斯专制，但在当时，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如果放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韩非的思想，其思想又有其存在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代，君主的利益和国家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如果真能够将言论和思想高度地统一起来，必然会极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力量，在战争时期也必然会极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当然韩非思想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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