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试论鲁迅的读者观念
作者：王玉琦
首先鲁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指出，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文学作品的读者，他说：“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但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所以要成为它的接受者不可能不受它的传播媒介的限制，必须懂得一整套文学的编码与解码系统。鲁迅同时也指出，要成为读者“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有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因为“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不识字的人，“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文学读者还应具备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相关的知识背景。鲁迅在为潘菲洛夫等人的报告文学《枯煤、人们和耐火砖》写译后记时，就曾顾虑这部作品“也许不适宜于中国的若干的读者，因为倘不知道一点地质，炼煤，开矿的大略，读起来是很无兴味的”。因而，只有拥有识字以及相应的素质等才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读者，当他在同文艺作品发生联系时才能成为现实的读者。
文学读者是一个相对含混的概念，由于其能力、水平、职业、欣赏趣味等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因而，“读者有许多层”。将读者分成许多“层”，即不同“群体”，模糊含混的读者就变得比较容易把握了，而且经细分后，同一个读者群的阅读取向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他在《谚语》一文中指出：“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所以，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于读者群的阶级、阅历、修养、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读者阅读取向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鲁迅曾举例说，“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鲁迅有此判断很重要，因为可以使他的创作更为准确地面向既定的读者并实现其传播意图。
那么，鲁迅的“心目中”的读者是谁呢？从弃医从文那天开始，鲁迅一直致力于拯救国民的“灵魂”。为这一传播意图所决定，文学当然不能是少数人“把玩”“品评”的奢侈品。他说，“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面对“各种程度的读者”，鲁迅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并把多作“大众化的文艺”视为“现今的急务”。所以，他呼吁，“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主张“文艺的大众化”，认为“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这也是不少启蒙作家的共同选择。
那么，如何实现“大众化的文艺”呢？鲁迅认为，应“使大家能懂，爱看”。所谓“懂得的标准，当然就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着眼于一般的大众”。大众文艺创作应考虑到接受主体的接受程度和能力，并尊重和适应大众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民族传统。“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也是真实。”这是中西艺术传统和民族审美习惯的区别。那么，为中国的大众读者设想，“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为大众所“爱看”就更为复杂了。“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为大众爱看，贴近大众的生活甚为重要，鲁迅幽默地写道，与其“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还要注重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鲁迅在自己翻译的小说《毁灭》出版时，便增印“插画六幅”，就是因为“究竟是可以裨助一点阅者的兴趣，所以也就印进去了”。在文学创作时更应如此。
使大家能懂，爱看，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迎合和迁就大众。“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主张什么都要配合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只能助长大众的不健康的趣味。要有益于大众，应根据“他们是要知识，要新的知识，要学习，能摄取的”要求，使其在接受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因为“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他批评某些读书人为“新国粹派”，因为这些“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样做“虽然好象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与“新国粹派”这种主张相反，鲁迅主张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可“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言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语言才能丰富起来”。为读者大众设想，识者应给与他们“相当的指点”，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而“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所以“文艺必须有批评”。这样才不致“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们面前”。因此鲁迅认为作品出版时，如能“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意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鲁迅针对有些文学家的创作不负责任的情况，提醒读者应该“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譬如说罢，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反之，我们也能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又反之，我们并且能将有的化无。”
关于读者与作者的关系，鲁迅也有过不少明达的判断。他坚信“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就要求文艺家是能引路的“先觉”，对读者进行思想启蒙。但与此同时，也明确指出，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在具体的文学传播过程中，在《“说不出”》和《看书琐记（三）》等文中，鲁迅就此用了几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即是“厨司和食客”或“伶人与看客”。在这样比喻的背后，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品的好坏最终是由读者来决定的，二是读者的阅读兴趣可能会影响文学创作的走向。鲁迅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小引》中也表述了类似的意思：“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另外他在《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中指出：“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这里所说的“外来的纠正”自然指的是读者的反馈意见了。这就意味着，作者与读者双方的作用力是互相的，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使文学得到繁荣。
王玉琦，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