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中学新诗教学隐而不显原因新探
作者：范 磊
新诗在选修课程中地位的确立，新诗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比例的增长，意味着新诗开始承载起语文诗性教育的理念。但在中学语文的实际教学中，却仍然存在着新诗不如“旧诗”、新诗不好“新讲”、新诗尽量“少讲”、以背诵默写代替欣赏和朗诵活动的现象，新诗教学这种“但闻人语响，空山不见人”的隐而不显的局面形成的原因很值得探讨。
一、新诗与古典诗歌断裂留下的不能言说的隐痛
新诗是五四运动中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以白话文为创作基质，采取与古典诗歌决裂的姿态而产生的一种文体。由于文体借鉴西方的“自由体”诗歌和语言的白话，新诗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内容上和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断裂，语言上由于白话的使用而无法继承古典诗歌的声韵格律，艺术上和传统“风骨”“境界”“体悟”等美学理论若即若离。
西方诗歌是在叙事诗和史诗的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作为诗歌的三大分支之一是近代才走向繁荣。这和西方人的艺术观和思维特性密切相关，西方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摹仿，所以在艺术中求真。西方的思维逻辑严密，善于建构符号、概念、系统的逻辑语言大厦。从文化特质来讲，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们的艺术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作为艺术形式之一抒情诗，自我的情感表达更是突出，所以关于诗歌的功能，他们有“宣泄说”“净化说”——把内在的情感通过艺术疏导抒发出来，达到一种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在写景诗中他们的自我和自然呈现一种“对抗”关系，所以他们的美学有“崇高美”“悲剧美”。
中国古典诗歌则与西方诗歌有着全然不一样的传统。中国诗歌抒情体系最为发达，很少有叙事诗，几乎没有史诗。中国人的思维是注重整体融合性、注重直觉体悟。中国语言文字本身也体现了思维这一特点，文字的意与象并没有完全分离，词语和词语之间并不靠清晰的语法逻辑连接，这就使得中国的诗歌有了含蓄的特点，换句话来说，中国人所具有思维整合、直接、感性与模糊特点，使得汉语更具有诗性，汉语作为诗歌的元素，先天的具有诗意。中国传统诗人对汉语语言这一点领悟和运用发挥到了一种极致，从《诗经》《楚辞》源流变化下来的几千年的古典诗歌，诗词韵律的表现，风骨境界诗歌理论的建构，“诗言志”的诗教传统，都是这一思维特性和语言的产物。同时，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注重现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使得中国的诗歌美学讲求“中和”之美，讲求人与人相处的一种融达，讲求心灵和自然山水的和谐。所以中国诗歌中的友情诗和山水诗特别发达，个人的痛苦消融在自然山水中。中国思维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结合，使得中国的诗歌重在“诗言志”的诗教，重在“有我无我”之境的追求，无须“宣泄”和“升华”功能，也无须 西方艺术上的“崇高美”“悲剧美”的追求。
新诗的尴尬在于，诗歌的基质是东方的：白话仍是汉语体系，思维和心理也是东方的；而诗歌的形式和思想却是借助西方的，形式的生硬摹仿和思想内容审美倾向的单向嫁接，导致新诗产生在自己的国度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新诗一开始被看成是自由体，意思是不受中国古代格律的限制，而西方诗歌并不是没有韵律，而是因为诗歌语言的不同在转换翻译的过程中因韵律无法兼顾而被舍弃掉了。所以新诗的第一大缺陷就是不讲求韵律，这就使得新诗一产生就有只见诗行不见诗意的困惑。
虽然很多诗人在新诗格律上进行了有效探索，但是从诗歌本体来讲，不同语言之间的思维和表达的不通约，使得新诗的格律探究很难有大的突破，也就是从西方格律的借鉴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作用很有限，新诗必须回到古典传统中去，从那里寻找解决的方法，弥补新诗的先天不足。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时间和一代代人的探索。新诗这种格律上的欠缺和不成熟使得语文的诗歌教学不得不舍近求远，转向古典诗歌。
新诗语言本身还不只是不同语言之间转换中出现的不通约问题，新诗语言本身由于一味模仿西方而留下种种缺陷。由于是借鉴西方语言体系，所以白话诗歌中有很多欧化的句子，词语之间的关系重构，语序的颠倒，语法的错乱，一些艺术概念和艺术手法的借用，使得新诗中的语言千奇百怪，不是流于口语化，就是深奥艰涩。这种发展的不稳定给语文教学带来了隐患：一种不成熟有争议的诗歌语言对于标准化规范化的语文考试来说是非常有害的，这也使得中学诗歌的教学往古典诗歌倾斜。
新诗的尴尬还在于，思想内容的表达和西方接轨，造成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断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文明发达、思想自由、个体突出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表达个性自由的诗，新诗很好的适合了时代这一需要，但是，中国文化本身还是“中和”“仁爱”的儒家文化，新诗要表达由个体意识为主体而产生的“崇高美”“悲剧美”并没有丰厚的文化土壤，这使得中国的新诗中个体意识的表达在内容上局限为个人感情的郁结，而无法获得“宣泄”和“升华”，同时人和自然关系的割裂，诗人在社会中地位和角色发生的变化，使得“穷则独善其身”的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隐退的选择的去路被阻断，使得中国诗人的思想表达途径在现实中受阻时，容易走向绝路。
新诗内容和思想上受传统大文化的制约，诗人表达途径的截断——和西方诗歌传统无法完整的融合，和古典诗歌传统既对立又无法割断血脉的矛盾，使得新诗的创作带有一种缺血的苍白和人生教化上的缺失，使得新诗在中学的教学容易被人为的冷落。
二、诗歌的地位 诗人的特性 诗人自杀现象的误读
目前，社会对诗歌普遍存在轻视的情感：都什么年代了，还谈诗。对于诗人，普通民众也有一种误读和歧视情结：诗人都是一群神经过敏的人。此种看法的背后实际上是诗歌无用论，这是物质化的时代人们急功近利的表现。尽管欣赏诗人热爱诗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社会总体的认知价值倾斜使得诗歌的创作和诗人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而建国后一些诗人的连续自杀也让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存在产生怀疑：诗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是否过于消极，这些潜在的看法和诗坛不景气的现状也影响到中学新诗教学。
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和政治史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中国诗坛上曾留下了一个个令人敬畏的诗人名字。然而，新诗诞生以来，中国诗歌和诗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唐代开始以来科举取士的制度的取消，割断了诗歌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贫瘠了诗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诗歌的存在，不再承担讽喻教化的政治功能，不再是士大夫进退之间的心灵的栖息和隐逸之地。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诗人成了以诗歌作为自己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的特殊群体，这使得新诗的创作十分脆弱：任何一种文化精神活动都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社会的变迁使得诗人失去了传统赖以生存的位置而分化为一种职业，诗人的生存靠诗歌的写作维系着，精神和创作受到沉重的现实制约，新诗的地位也因为新诗社会调和功能的减退和诗人的社会位置的弱化、生存空间的紧缩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