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外国文学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
作者：邹建军
邹建军，文学批评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常务副主编。自1998年开始指导研究生以来，有20多位学生得以到重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成引人注目的邹门子弟群。自1983年以来，在《文艺研究》、《读书》等发表文学批评与研究论文一百多篇，出版《现代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等个人著作六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新诗卷》、《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等学术编著多种。先后获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湖北省优秀文艺论文奖。
文学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基础；如果没有合理而充分的文学教育，文学创作也许是贫血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也许是薄弱的；因为文学教育不发达，文学创作队伍后继乏人，文学批评与研究也没有读者与对象。
一、文学教育的四个层次
我认为，从当下的中国来说，文学教育能够实现的方式主要有这样四个层次：一是文学爱好者的文学阅读，它构成一个民族大众文化阅读的重要部分，也是文学创作能够推进与文学批评能够展开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如中国读者自小就开始了的对《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以及更具有普及性的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三字经》等的阅读。二是供中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及以此为主要内容进行的语文课堂教育，这是一个人在自己人生的重要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接受人类传统文化与文学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一种成体系的、正规的与分层而实施的文学教育工程，是一个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主要形式，因为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基础。三是高校的以中文与外语人才为核心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的培养工程。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人才的有无与强弱，与其高校中文与外语专业的办学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史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高校中文系、艺术系与外语系是诗人、作家与艺术家的摇篮。当然，高校的中文专业主要不是培养作家与诗人，而是培养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高校的外语专业，主要是培养外国语专门人才，只是涉及到外国文学方面，但从外语系出身而成为作家的也不在少数。四是到国外接受更为广泛的文学教育。19世纪后期开始，不少中国青少年到外国留学，其中主攻科技与医学、农学的人当然最多，但也有主攻语言与文学与艺术专业的，并且在这一部分人中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作家与文学批评家的也不在少数，如范存忠、陈受颐、钱钟书、吴宓、胡适、梁实秋等。主攻科技等相关专业的，也有许多对文学感兴趣，后来也成为杰出的诗人作家与艺术家的，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徐志摩等，这样一批人也算是不自觉的接受了西方的文学教育。当下的中国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更多，其情况也大致如此。文学教育的实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科班的与非科班的，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有精英的与大众的，但其目标都是指向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与人文精神。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中，所取得的成就与所形成的特点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也不是不存在问题。本文主要想从我们的文学教育所面临的现状出发，就外国文学雄厚资源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的关系、如何面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学资源与西方文学资源、文学教育的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一些话题进行讨论，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以便作更深入的探索。
二、现状：从“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说起
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改变这种情况？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文学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我想从一个事实说起。2006年5月，《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湖北作家协会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在武汉联合举办了“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20多篇，应当说是不少；但是，其中多数论文都是研究20世纪前五十年的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如闻一多、曹禺、胡风、叶君健等；研究当代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虽然也有，但非常之少。这是因为我们的学者对当代湖北作家不熟悉呢？还是因为湖北当代作家本身与外国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主要是后一个方面的原因。所谓的新写实主义的作家如方方、池莉，在全国是有影响的；所谓的再后一批作家如熊召政、刘醒龙、邓一光、刘继明等，他们在文坛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们与西方文学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还有我们湖北文坛上那么多的诗人、戏剧与散文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西方文学或东方文学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有很深厚的联系，为什么我们的批评家与学者却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前五十年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却又受到格外的重视呢？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方面的事实。为了主办这样一个学术研讨会，主持者曾经组织一个小组列出以调查问卷方式形成的题目，向相关人士发出专函，要求在世的湖北作家，就自己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一些材料，可以是回忆录式的，也可以是访谈式的；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相关问题，都可以谈一下。这项调查的最后结果是，能够提供这方面情况的人并不多，已经提供的大概只有十人左右。为此，我们的《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还没有正式出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当时想，可能是因为作家们比较忙，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其实，经过了解，现在我们才明白，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当代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实在是比较远。从一些四十年代后期与五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作家所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读过的外国作家与作品，主要是一些前苏联时期的小说与诗歌，并且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一般的文学青年都能够读到的大众读物。从一些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作家所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虽然读过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但数量也极少，并且也仅仅是限于一般的阅读而已。在当代的湖北作家中，真正对外国文学有研究的作家，确实比较少。所以你要他谈自己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存在问题的。从总体上来说，当代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不密切，一些作家与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没有什么深入的联系，有的读过西方的一些作家的作品，也只是有所了解而已。如果一个作家与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没有产生任何关系，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艺术视野相对狭小，艺术观念就不够现代，艺术成就也很有限呢？为什么我们从前的文学批评界与学术界少有人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呢？直到2006年，我们主办“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有的学者与作家自己才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作家自己对这样的话题感到惊恐，学者们则对这样的话题感到兴趣。为什么在王蒙提出作家要“学者化”多年以后，当代作家的知识结构与文学视野还是没有能够得到根本的改观呢？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质量与成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最为重要的是让当代中国的文学在国际交流中产生困难。造成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完全怪罪作家自己，多半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当时的国策是一边倒，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是不接触的；中国国民所能够阅读的，当然就多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而英美特别是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则很难读到；八十年代以后，当时的读者所能阅读到的西方文学作品，也是有限的，因为文学翻译有一个过程，并且有一个提高整体水平的问题。因此，当代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发生关系的质量与水平，自然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