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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初记
作者：刘向东
当山庄的大门蓦然打开，捏着门票探头探脑的我朝里一望，一切都是陌生的，置身其中，似乎仍然只能想象它，并不能真正进人它，因为众多真实的意图已经被它的主人带走了。细节也已经随风而去。
拥有年票的百姓，天天到山庄里来，妄图对避暑山庄进行整体描绘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总是被限制在同视力范围相称的空间里。我看到了一个景致，它的美丽刚要打动我，转眼又是新的景致，应接不暇。
我妄图靠想象力接近肇建者的意图，深入他的梦想。而一个皇帝的思想和梦想。是否如我一样恍兮惚兮？即使我的前生是一个三百年前的工头，一一见证了建造它的细节，能否了解那些细节的来头？
“先后布置，皆由圣心指点而成。未成之时，人不知其绝胜；既成之后，则皆以为不可易也。”作为亲历者，张玉书的说法是很滑头的，看似有他的道理，实为讨皇上喜欢。皇上英明，圣心指点，梦境一旦具体化，就是美轮美奂，就是千秋绝胜。
其实皇上是可以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的，过程是皇帝需要考虑的吗？对他，没有什么比结果更重要。顶多发个话就行。一句顶一万句。可是从相地选址开始，康熙愣是花费了那么多心思，那么忙活，甚至亲自骑马踏斟，最终拍板选中这“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的要地。
说避暑山庄处于要地，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持续地回首，弯下腰来看那些历史的脚印，才看出一些门道：著名的“多伦会盟”是在这附近举行的：清朝北上使团与沙俄南下使团都经过这儿。进行划分中俄边界的谈判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制定；十万清军大败厄鲁特蒙古领主噶尔丹在这北边进行，康熙亲自率军歼灭噶尔丹主力向漠北克鲁伦河推进也从这里出发；木兰围场建立以后，这里的作用显要，用康熙的话说，去京都至近，章奏朝发夕至，与宫中无异，去木兰围场也不算远，真是处理朝政的好地方。
自然环境亦为康熙独钟，他登高一望说：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钟于此！
要地亦是宝地。
天赐我也，康熙想。其先人入关以来，国内战争不息的局面改变了，尽管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但从总的趋势看，全国各民族从隔离、对抗开始走向和解与共处，南北民族之间以长城为界互相征战、防御的局面该结束了。但是，各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最后真正消除，局部的民族冲突有时还相当激烈。在他削平南方的三藩之乱以后，北方的严峻形势突出出来，俄国在黑龙江上大肆烧杀，准噶尔蒙古骚扰四起，战略重点必须转移。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他一边训练军队，强化武备，一边加强与北部民族的联系，木兰围场应运而生。他经常来到这里习武绥远，处理清军与俄军作战的军务。这里，命该是他“合人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指挥中心。
是不是能够成为“绝胜”。我想不一定是康熙事先想到的，但他确实是下了工夫的。
在置景方式上，他采取了象征与集萃的手法，把政治理想融人造园之中，做到了水乳交融。你看，在布局大势上，多么巧妙：以东南湖区，西北山区、中部平原区及东低西高的走势。模拟了全国地形的大势，使整个山庄酷似中国东南西北中广袤河山的微缩模型。我这么说，近乎望文生义。那时“全国地形的大势”尚在形成之中，也说不定；他要把政治用艺术的外衣给包裹起来，这个倒是明摆着的，大家都看得出来。更加自觉的，应该是在对山庄景物的选取上，想拿来就拿来，该仿制就仿制，能创造就创造，力求荟萃全国名园胜景于一园。对于康熙皇帝，这个不难，他有这个胸怀，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见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物皆备于皇帝，可以移天缩地，可以倾国倾城，造一个园子不算太难。
山庄就这样建起来了。难得的是赶上乾隆帝也很争气，理解了他的爷爷，继承了爷爷的遗志，光大了爷爷开创的事业，在他手里，避暑山庄变大了，功能完善了，周围的寺庙增加了，而在周围寺庙与山庄的关系上，以避暑山庄为其体，以周围寺庙为其用，实现了山庄价值最大化。
在这爷儿俩之前。有哪一代帝王的治政思想能够由一座园林与一组寺庙体现出来？有哪一座园林和一组寺庙能艺术地体现一代帝王的治政思想？有哪一座园林与哪一组寺庙能成为民族融和的象征和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半个也没有。
这就是整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
这就是空前绝后。
这才叫——绝胜。
绝就绝在当我游览避暑山庄时，我看不到政治的本来面貌，政治，在风景幽美的园林中，在气势雄伟的寺庙里。从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始建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这158年之中，清王朝的十位皇帝中有七位在此驻跸。特别是康熙和乾隆，几乎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和接见外国使节。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功用，许多在清代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1754年6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澹泊敬城殿召见毅然率万众翻过阿尔泰山，从额尔齐斯河流域投奔清军驻地乌里雅苏台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策凌、策凌乌巴什和策凌盂克，并在这里为他们策封王位和爵位。同年12月，乾隆帝又以接见三策凌的规格，接见了来自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1755年11月，乾隆帝在万树园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上层贵族，庆祝平定准噶尔达瓦齐割据势力的胜利。以上还仅仅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内从1754年6月到1755年11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政治活动安排，足以看出对避暑山庄的营建和扩建，确确实实煞费苦心。
避暑山庄是艺术的，而艺术，则是其治政属性的表现形式。本质与形式之间，那么扑朔迷离，又那么完美统一。这一点，正是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区别于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各处的园苑与古建的特点所在。如果说北京故宫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单纯的皇权威严。圆明园则仅仅是“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那么避暑山庄则达到了“宇内山林，无此奇胜。宇内园亭，无此宏旷”的境界。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在修建上采用了当时中国最高超的造园、建筑等艺术形式，综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种成果，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与手段都尽可能地应用到了极致，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给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来，在中国文化里，建筑并没有多少客观存在的价值，它们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把治政思想用建筑的形式体现出来，不能不说是康熙、乾隆的一大创造。在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中。建筑成为了康乾二帝的凝固的思想。从外观上看，避暑山庄朴野淡雅，虽然是皇帝的夏宫，却一片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大有北方民居的风格。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是体量巨大、规模宏伟的周围寺庙。大多使用鎏金铜瓦或琉璃瓦覆顶，一眼望去，一片金碧辉煌。在这鲜明的对比中，使你感到的不是皇园的简陋，而是其蕴含的深刻。在建筑形式上，避暑山庄内的建筑采取以汉式为主体的建筑方式，显示清朝入主中原吸收汉文化的实力与气魄。山庄外的寺庙则采取汉式、藏式、汉藏结合三种不同的建筑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叫兼容并蓄、借鉴融通。
一个梦境迷惑了康熙和乾隆，使他们一时忘记了死亡，迷失在自己建造的避暑山庄里和寺庙里。
最终，时间把他们带走了，留下了山水，留下了人生的建筑和艺术的人生。
（选自《长城》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