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胡风其人其事其文简论
作者：沈 丹 周巨安
一、无限的痴迷雾蔽了自己的双眼
曾卓讲：“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同时，他对党、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但是，他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情绪上有时对某些人过于偏爱。这样，不必要的得罪了一些人。
胡风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他长期拥护共产党，追随革命。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曾加入日本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与鲁迅、冯雪峰有密切交往，曾任，“左联”的领导工作；抗战时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进步文艺工作。对中国共产党，胡风是忠贞不二。我们可以通过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理论的形程过程就知道。胡风在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定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以作家实践为中介的辩证关系。他强调作家的党性、阶级性思想，艺术修养对认识和反映生活本质的重大意义。他认为，要把握生活本质，就必须充分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主体思想、感情和意志的积极因素，去拥合客体，达成主客体高度融合。胡风的文艺观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胡风一方面是认真、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他继承和发扬“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强化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启蒙大众，疗治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这些都表明胡风自从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是紧跟共产党，为共产党主义文艺观而呕心沥血。
胡风对共产党的忠诚，我们还可以从台湾1970年出版的《三十年代文坛与左翼作家联盟》一书中得到证实。作者陈敬之写胡风一章，题目便是《左得出奇的胡风》，他认为胡风之所以一直抓住文艺写作及其活动而不松懈，其动机和目的，虽然是认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为共产党执行并贯彻其文艺政策而“献身效命”。在对共产党的“忠心耿耿”上，陈敬之认为胡风同周扬毫无两样。
胡风对共产党的忠诚在解放后，更多地表现在他对党的领袖的崇拜上，当新中国来临之际，当中国大地响起《东方红》之时，胡风以他高亢的声音歌唱着，他和当时人民大众一样，由衷的崇拜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他写出了令人叫绝的诗篇《欢乐颂》。
就这样，胡风无限敬佩地崇拜毛泽东，几近痴迷地用倾吐不尽的诗情高歌毛泽东。
我无意指责胡风的崇拜，甚至也认为这种崇拜是理所当然。因为在经过二十几年的战争，毛泽东呕心沥血，充分施展他的智谋与才能，在当时众多杰出的人物当中，他当之无愧的耸立在最为人注目的高峰，他由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跃成为亿万人民的“大救星”，成为共产党的英明领袖，有资格、有理由成为万众欢呼的人。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人们喊出“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自己是心安理得地按受。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将他的宿敌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去了。在军事上，毛泽东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伟大，但在思想上，作为一个领袖，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想证明自己的伟大，也须进行新的斗争，只有思想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所以，当打败国民党后，毛泽东便开始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地开展新的斗争，将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哪怕是一丁点的不同）的思想进行改造。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漫长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就铺开了。而此时的胡风将自己视为左翼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视自己为中国共产党事业的一分子，对于共产党的胜利，他视为自己的胜利。他高唱《东方红》，由衷地崇拜着毛泽东。全然没有顾及到自己的文艺理论观同毛泽东的文艺政治观的微小差别，而正是这微小的差别导致了胡风的悲剧。现在人们在总结胡风的悲剧时往往过于看重胡风与周扬等人的个人恩怨，仅仅是认为胡风的遭遇是文人间的宗派主义相争相斗，还有胡风的固执与偏颇，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胡风或许永远相安无事。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象上，实际上，历史发展到1955年，与毛泽东思想相左的人，不管他是谁，都不会安然无恙的。
毛泽东将胡风思想定性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使那些本来想整治胡风的人，只不过是抓到了“上方宝剑”而已。
实际上批判胡风是在毛泽东继《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之后，他再次掀起的一场思想运动而已，尔后的一切发展，均依照他的意愿，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贾植芳说：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像犯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胡风正是以自己的无限忠诚而蒙蔽了自己敏锐的双眼，将一些问题停留在表象上，当历史发展到1955年时，还去写“三十万言书”，正好是撞到了枪口上。这既是胡风个人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二、认真、执着、热切的胡风
胡风是一个独特的人，文坛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执着如此认真如此执迷不悟的充满着自信，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九死一生而不改初衷，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天真、单纯，对文艺思想以外的世界一概不知，只按照自己的思维惯性面对整个世界。
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个春天，战斗在中国国土上渐渐的淡去，共产党终于从农村走进了城市，成为这个古老的民族新的主宰，当人民欢天喜地之时，从国统区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春天里，开始了新的选择，纷纷反省着自己的过去。
在这种“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活动中，一个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敞开自己的思想，大胆的否定自己的过去。从文章到标题，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著名知识分子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进行着思想改造。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十二年》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
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
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
金岳霖、黎锦熙、费孝通、陆侃如……
一个个，虔诚地解剖自己，埋葬自我。这些人及时的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的语言是真切的，也是真诚的。在工、农、兵面前，尤其是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是无存在的价值，紧跟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们可以说是那么明智，那么敏锐，及时的开始了“改造自己”。此时的胡风正在沉醉于胜利之中，他将自己视为共产党的一分子，视共产党的胜利为自己的胜利，对新诞生的共和国，对伟大领袖，他是赞歌不绝。然而，胡风的思想惯性掩盖了他的眼睛，他忽视了多年来的树敌过多，特别忽视自己的文艺观与毛泽东文艺观的差别。当何其芳批评他，“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时，胡风居然毫无刺激，这句话的表层的、深层的含意，对于这位极度敏感的文艺理论家，竟然没有激起一丁点波澜来，他只是像几年前、十几年前一样地着眼于具体问题的争辩、解释和论战。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正在一步步向自己走来。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一些文艺理论家抬到至高无上时，当看到那么多人虔诚地在《讲话》面前抛弃旧我时，胡风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依然涛声依旧附和。因为胡风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在文学与生活、文学与阶级等方面，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无大的出入，只不过自己更加看重和强调的是作家的主观战斗意识。多么迟钝的胡风！多么天真的胡风！又多么执着的胡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