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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以五柳先生自称之缘由
作者：徐浩芳
一、柳文化及柳在汉代特定风格
首先“柳”作为植物肢体结构、外形意态呈现了某些中华民族群体习俗、性格社会形态及审美意趣相契合的特征，而柳的色彩相对惨淡，类似古人常说的“惨色”与明艳的桃花成异趣。在对柳的不同色彩、格调、意态的评价鉴赏中，突出反映了重朴尚悲，推重阴柔之美的民族理想和价值取向。柳的这一物质实体本身又具有实用性，朴实无华兼得真善而传统正视这些客体的外在形式直接影响其审美的效果。而其审美效果经过历史积淀，它体现了人性本质的特征。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沿传下来，便形成“柳”文化。现象美学正确指出“审美对象的真实性不在它的身外，不在它所模仿的实在之中，而是在它自身，形式赋予同它一臻的审美要素的本体论的满足，于是我们可以说，审美的对象就是自然审美要素固定下来，取得形式充满活力，并最终成为对象。”作为中国文学审美对象的柳在魏晋时代，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便折射其中。
魏晋时代尚人品之花，将先秦君子比德具体化。柳作为寓意整体人格化意味及真正形成并趋于稳定。《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以王恭形成茂者，云‘濯濯如春风月柳’”，对柳的体认与人发现时代风潮庶几同步，名士风流的品藻之风，还使人注重从柳的外在意志中提取神韵。《南史张绪传》载：齐武帝时有人“献蜀柳数株，枝条是长，状若丝缕”。时旧宫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桓子太昌灵和殿前，赏常阮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家，似张绪当年时。”此说明柳的人格化用于男性在当时并不稀奇。
同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对柳文意象的审美观念的变化，汉魏六朝男子以柳寄意，柳多表示离别，由柳与人旧宅故居关系上看出汉民族安迁观念较重，但是人的个性主体意识增强了柳作为一种自然物的物性被审美主体韵致独特地用作人生，“异质同构”的认同感伤客体不再是人非，人们就更加悍于柳进行物我对照。故具有传统文化积淀的柳，乃是民族心灵的见证者，言柳的文学作品，正是人生历史的生动写照，正如近代黄遵宪所言：“我写我言，我写我口。”而柳再生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表情层次。柳在古典文学中出现频率在魏晋简直以几何级增长。随着言柳之作与人柳故事不断层积，使柳意蕴含效应成为非一次性的。如章台柳，灞岸柳，良亭折柳，陶潜宅柳这些言柳典故，一旦生成便缕缕重返文苑，层出不穷。中国诗学标举含蓄，期让人“思而得之”反复缠绵，经不许一语道破“柳的称谓亦生。”
中华民族与柳的关系，情景合一，物我两忘，中国古典文学人化了柳，柳文学也柳化了人，从而愈加使审美主体用民族特定的解悟方式观照自然，再造自然。柳作为审美中介，为既定的文化传统首肯，柳作为特定载体诚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其文化的陶冶下居多，柳言必及柳的人多次猜测、解悟、联想和生发，习惯化了思维，又促进了思维稳定化，于是这一文化环境中，许多物体愈加被赋予类似柳的审美中介对象性。这是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在汉魏六朝时代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是陶潜以柳自称的可能性。而陶潜自称柳的主要原因则是他的心态与柳意蕴的吻合。
二、柳的意蕴与陶潜的情态相吻合
（一）离情别绪。汉语中的“柳”与“留”谐音，让人顺接联想到“柳”与“留”之间的内在联系。元好问《江城子》叹“万古垂杨都是残柳——为问世间离别泪，何日是滴时休”，故而柳之于别离的意蕴。而对陶潜而言，29岁前，陶渊明一直隐居田园，颐情养志，在他心中，田园是生活的理想志气，但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起自祭酒，首次步入仕途，而陶潜是违己入仕的。这便使他对田园表现出留恋的心态。《园居归田》“池鱼思故渊，羁鸟恋旧林。”
（二）思念田园。思乡指向往涉及亲友故旧及昔日的田庭房舍等。缘其古人宅多植柳，所以柳象作为故里乡邦的代名词。远眺《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思乡怀旧便每提及柳。梁元帝《折杨柳》有：“山高巫峡长，垂柳复垂柳。”同心且同折，故有怀故乡。而对陶潜此时尽管入仕，但是他一直向往和思念田园。自太元18年初入仕到彭泽令去职的十三年，一直处在时仕时陷的状态。此间从诗中看出，他是将田园家居生活作为理想境界来描绘。并于其中寄寓了个人无限的向往和追求。如《辛丑岁七日赴假道江陵夜引滁口》诗中，在前四句作出仕前不亲世事，淡书怡情的田园生活。“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读书夙好，林园无世情。”接着说如何去“遥遥至西荆，怀役不遑寝，中宵尚孤征”对自己奔波于仕途充满辛苦与不自由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末几句，对理想中的宁静和谐的田园境界表达了无限向往之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施旧嘘，不为好爵荣，养趄衡荣下，庶似善自柔。”《庚子岁王从中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中二句“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释”之语。有感于辛劳，旅途孤苦，于是无限怀念田园美好生活。归园田居是他摆脱尘网仕途回到熟悉的田园生活后，便感到很愉快和安慰的心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正是说明自己从少年时代就迷性，所爱的是山水自然。我们知道他归田在405年，已经41岁，还从少年时代写起，这说明他厌弃世俗，喜欢自然的思想由来已久，已经习惯，成为天性。“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即指仕途，有时又名世网。如陆机《赴洛阳道中作》“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这是说整个官场好像一张捕鸟的罗网，误落与《归去来兮辞》中悔恨自己误落“迷途”意思相同。
（三）缅故怀古。柳缘其同乡园旧累记忆表象融合常勾起人忘故怀旧的酸楚。何况不少旧客厅边柳为其少年亲手所植，少时嬉戏于旁，故友荫下相聚。如隋宫柳就往往为悼古伤旧原型。隋无名氏《送别歌》讽隋炀帝巡幸不归：“柳杨青春着地垂，杨花漫漫觉天飞，柳枝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而陶潜《登卯岁始春怀田舍》这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同一题材和思想主题。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扬了他们躬耕田亩，浩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但是作者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先师遗训，忧道忧贫之不易。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弱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掩门长吟，“邪作陇亩民”作结。本诗写田园美景和亲身躬耕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他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及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慕古代的耦而耕的隐士荷莜和长沮、桀弱。
（四）忘物伤己。《世说新语》载桓温北伐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此语为英雄抚物，痛嗟功业无成的常用壮语，陶潜出仕和最后回忆田园是陶潜本身价值观的择向。首先他直向仕途是为实现他兼济天下的雄心，一旦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现实面前，知道实践这种兼济天下的希望可行性彻底消除时，便是归向田园，走向独善。他也是希望能做稷契一类人物的，当他壮志不得伸展而转托田园时，虽努力使自己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乐趣，有时甚至以此醉酒忘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或者用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这些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杂诗》第二首说：“至变悟时易，不卢知夕永，欲言无柔和，挥杯劝孤影，到明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以看到诗人在光阴虚掷中，极度矜持不安的心境。
陶渊明之所以用“五柳”自称，并不只是他宅旁有五棵柳，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柳文化积淀及柳意蕴与陶渊明的心态极度地吻合。而对陶渊明自称“五柳”由来研究更有利于对陶渊明的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理解，有利于对陶渊明心态的明析。
徐浩芳，教师，现居江西瑞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