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白鹿原》与阶级意识的淡化
作者：庹 飞
《白鹿原》之前许多具有历史框架的文学作品往往用纯政治的眼光来观察历史,用阶级斗争提挈全文，这种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既违背了社会现实，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也给文学创作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文学中的人性内容几乎完全被阶级性的内容所取代,文学作品几乎成了图解和宣传阶级斗争的教材。而《白鹿原》则较好地完成了对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的颠覆。小说虽然反映的有政治阶级斗争，但作者始终没有脱离白鹿原的社会历史现实，它从文化视角切入，将宗法社会的伦理文化和阶级对立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文化学认为，人的更内在的东西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文化性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认识事物，由于摆脱了一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倾向的影响，更容易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表现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
《白鹿原》极大程度上淡化了政治倾向性。在“关中大儒”朱先生口中多次出现的“鏖子”即是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寓指。而他“‘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及“公婆之争”的论说则更为直白。在以前的作品中则看不到如此明显的“平等”对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各种政治势力的现象。
《白鹿原》中人物的行为方式及命运已不再和人物的阶级身份必然匹配。鹿子霖毫无节操，色欲、权欲、钱欲俱全，而与他同属地主阶级的白嘉轩却洁身自好，克勤克俭，正直仁爱，严守儒家礼法，与鹿子霖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形象不是其阶级身份决定的，而是家族环境不同，才使他们做人治家的准则和处世之道不同。这种模式与许多描写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了本质性差异。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自始至终受阶级身份的支配，无产阶级道德完美，地主阶级反动无比。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所谓艺术处理，不仅违背了客观现实，也破坏艺术的丰富性。
白孝文也是如此。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属地主阶级，他揭房卖地，抽大烟，沦为乞丐，后来又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员。但作者决不是在沿袭反动阶级必定走向穷途末路，必须洗心革面才能寻找到新出路的写作模式。作者对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多一分褒扬，而对后来包括成了共产党员的白孝文却重在反映他的虚伪、奸诈、无赖和阴险。
《白鹿原》中的人物关系也不全是阶级关系。阶级社会里的阶级关系总是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宗法社会用乡土道德伦理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很少与政治发生关系，因此不能用阶级关系掩盖其他社会关系。中国农村也并不存在普遍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可以是斗争状态，也可以是调和状态。地主是否善待长工是由地主的道德品质决定的。《白鹿原》没有简单地用严酷的阶级关系而更多的是用宗法社会的人伦关系来解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白鹿村我们没有看到严重的阶级对立，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与长工鹿三是义交，两人亲如兄弟，他资助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让女儿认鹿三为干爹，他们之间毫无冷酷的阶级对立关系。他还与鹿子霖一道帮助困难的寡妇，打折了他的腰的黑娃被判死罪，他却为他四处奔走，这明显打破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惯常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这些情节在以前反映那一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很难看到。
人物之间的争斗许多也与阶级无关。兆鹏、兆海、白灵在城里接受过新思想教育，参加过国民革命培训班，他们的斗争属阶级斗争范畴。而黑娃、田小娥等人的意识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党派、阶级这些概念，他们的抗争是生命本能的挣扎。经济上的贫困、精神上的自卑、来自乡党的压力使他义无返顾地去报复性的反抗。田小娥的抗争也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她与鹿三和乡人之间的矛盾明显与阶级关系无关，她与地主阶级鹿子霖、白嘉轩之间的矛盾也不是阶级矛盾，前者对抗的是卑劣人品，后者是与宗法制度之间的矛盾。
《白鹿原》写出了中国近代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上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对经典阶级斗争模式的颠覆，力求回归历史现实的本来面目，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拨乱反正。
庹飞，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