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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中祥林嫂的变态心理
作者：黄 文
第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是由她娘家的邻舍卫老婆子中介来的：
她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虽然鲁四老爷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鲁四太太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象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仍将她留下了。
第一次守寡的祥林嫂是从婆家逃出来的，仍然对生活充满了渴望：她的做工一直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
这时候，《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命运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虽然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男尊女卑”给旧式妇女带来了行动上和心理上的控制和压抑，但并不是所有的旧式妇女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旧式妇女，更多的是对一家之主的顺从和随和——因为她们大多没有经济地位，依附男人过活。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式的浪漫传奇，秦观和苏小妹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古绝唱；还有张生与崔莺莺的金榜题名后的团圆，唐伯虎点秋香的欢喜鸳鸯配。有了子嗣的妇女更有儿孙的孝顺和尊敬，譬如《杨家将》中的佘老太君的威严，《红楼梦》里史老太太的奢华；又如《卧薪尝胆》中范蠡的千里寻母，《三国演义》里徐庶的尊母缄默。
在《祝福》中，第二次嫁人的祥林嫂也有过好运气的时候：
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如果祥林嫂的第二个丈夫没有死，或者她的儿子没有被狼叼走，她的命运又会怎样？
有篇《由“呐喊”到“彷徨”》的文章这样评述祥林嫂：《祝福》写村妇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在封建的意识中，她被人们看做非常不吉祥……悲剧的命运，就在人们的迷信和无知中被确定了。[1]
那篇《从女人到女鬼》的文章也认为：“祥林嫂被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吞吃了。”[2]
之后有一篇《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文章又写道：“祥林嫂失去儿子，是她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她的精神遭到沉重打击，处境一下子恶化起来，在生活中迅速沉没。”[3]
历来的这些观点认为祥林嫂是中国封建礼教压抑下的悲剧人物。确实，如果祥林嫂没有被她的婆婆当作“商品”一样“卖进”女子多不愿去的贺家坳，或许，祥林嫂的儿子不会被狼吃掉吧！那么，导致祥林嫂心理变态的必要条件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踵而来了，至少，死了两个丈夫的祥林嫂还有儿子可以依靠，如她的婆婆那样？！死了第一个丈夫的祥林嫂尚且只能在当时的社会中苟活，而死了第二个丈夫又失去了儿子的她，在心理造成极大伤害而扭曲变态后，又如何能在中国封建性别歧视文化背景中存活呢？
此时，祥林嫂已然是一个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创伤的变态人物。她絮叨她的“阿毛的故事”，同第一次来鲁镇“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判若两人。
祥林嫂絮叨她的“阿毛的故事”，她的心理处于极度的紊乱状态，她正常的精神发展在屡次的灾祸中严重受阻，她只有依赖倾诉——反复絮叨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宣泄她那被压抑且痛苦的情感。这种倾诉既是她创伤心理求得安慰的需要，也是她想取得鲁镇上的人的同情和援助的需要。
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的心是悲苦的，她的丈夫的死，特别是她儿子阿毛的死。经过这许多变故的祥林嫂在反复叙述她的“阿毛的故事”时，心理出现一种虚幻。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她就说：“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
但祥林嫂还有想存活下去的一点希望，她第二次来到鲁镇——可能她只能来到鲁镇，也是为了追回第一次到鲁镇时被周遭人的接纳和认可。祥林嫂重复着她的“阿毛的故事”，但她误解了一个事实，她的痛不是别人的痛，她的阿毛不是别人的阿毛，周遭的人是她悲痛的看客：除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灾害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
祥林嫂第二次在鲁四老爷家当了女工。鲁四老爷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不大反对，“只是暗暗的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对于鲁四老爷，是有一种传统的说法的：鲁四老爷是一个十足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的本质是虚伪、冷酷的，是他“逼死”了祥林嫂。对这一观点我有些异议，鲁四老爷确定是中国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但祥林嫂的死并不能全咎责于鲁四老爷。
先说鲁四老爷的禁忌，这并非是他独创。禁忌，古今中外均有之。罗伯逊·史密斯在他的《闪米特人宗教讲演集》中提到：“所有的禁忌都是出于对超自然现象的敬畏而产生的。”[4]
而作为鲁四老爷家最重大的事件——祭祀，也是作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所信奉的。德·格鲁特在他的《中国人的宗教》中叙述说：“死者与家族联结的纽带并未中断，而且死者继续行使着他们的权威并保护着家族。他们是中国人的自然保护神，是保证中国人驱魔避邪、吉祥如意的灶君……正是祖宗崇拜使家族成员从死者那里得到庇护从而财源隆盛。因此生者的财产实际上是死者的财产；固然这些财产都是留存于生者这里的，然而父权的和家长制权威的规矩就意味着，祖先乃是一个孩子所拥有的一切东西的物主……”[5]
我们说鲁四老爷迷信也罢，说鲁四老爷虚伪也罢，他的信奉和禁忌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专为了来应对祥林嫂的。这多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也是出于对两次嫁人又两次死了丈夫且走投无路的祥林嫂的轻视，他已不让这个“不洁”的女人碰他祭祖的祭物了。
中国封建性别歧视文化下的贫苦妇女祥林嫂是如此的孤独和无所适从，也正因如此，她更需要周遭人的同情，特别是鲁四老爷和鲁四太太的认可。这是内心极度悲苦的祥林嫂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为此，她宁可倾其所有去捐门槛，她那被压抑下的自卑心理需要得到一种补偿。
之后，祥林嫂听信了柳妈的话，把从鲁四太太手里支取的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去鲁镇的西头的土地庙求捐了门槛。
祥林嫂是她所处时代的变态人物，也是不同于她那个时代的变态人物。她的悲剧命运是她所在社会环境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矛盾的特殊性也营造了鲁迅短篇小说《祝福》的独特魅力。它既反应出中国封建性别歧视文化下贫苦妇女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又深刻的揭示了人物的特殊遭遇所带来的困顿和压抑。
好在祥林嫂并没有堕落成娼妇，她从鲁四老爷家出来后成了乞丐，她的心理虽然已被扭曲变态了，但她善良的人性还未泯灭，她在死前还在问“我”：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祥林嫂走了，但她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
注 释
[1]尹雪曼：《由“呐喊”到“彷徨”》，《鲁迅研究月刊》，1985年6月。
[2]吴长华：《从女人到女鬼》，《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
[3]李峰峰：《失去儿子的母亲》，《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7期。
[4]（德）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第148页。
[5]（德）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第118页。
黄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