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文学解读的标准透视
作者：白彩霞
为什么呢？理由如下，其一，作为阅读对象的文学，它有着极其广泛的包容性。而与此对应的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阅读者，我们却无法超越“小我”的局限性。尽管，我们可能会有幸与某一位作家神交、偶然与某一类作品产生共鸣，但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和所有的作家做轻松的聊天，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看成是足以让自己饱餐一顿的精神美食，因为在今天，“文学”已经成了这么一个词汇：“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惟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抚摸的愿望……”“为了获得一种自由的自我表达方式或曰权利——应该说写这些小说时我感到了一些自由表达的快乐。”[2]“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能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3]——妙语联珠的王朔、天才一样的王小波是如此，那么，其他正统崇高如王蒙、史铁生、王安忆们，前卫先锋如马原、余华、苏童们，叛逆自负如九丹、卫慧、棉棉们，自恋自闭如残雪、陈染、林白们，难道他们又能例外吗？如果，不能例外，那么作为一个读者，又有谁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比如出身、性格、品德、爱好、学历、情趣、素养、倾向性等等的制约而毫无障碍地正确进入任何一位作家的精神世界，去把握和体悟任何一部作品的终极意义呢？其二，作为一个阅读者，即就是能够超越个体的局限性，但却永远难以逃脱社会这个群体怪圈的干扰和纠缠。比如，中国人都喜欢拿鲁迅先生的名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做自己阅读或鉴赏的挡箭牌，西方的文艺评论界也有一句俗语近乎于格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笔者认为，文学阅读本该毫无标准，但实际上，它却被无数的戒律及条规捆绑着。也就是说，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阅读的标准的。下面，笔者就粗略地概括几种阅读者在进行阅读时约定俗成同时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些不成标准的标准。
一、以内外为分界线的心理标准
文坛怪才王小波曾经对国人怪异的阅读行为做过十分精辟地概括，我们不妨先将它看作是所有人在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中早就预设好的一条心理标准吧！他说：“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的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种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的评价；对本国人则当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4]一样都是文学作品，但最终评价和度量它的却是别样的、众多的标准和尺度。王小波称其为“双重的标准”，实际上，他所涵盖的标准好像还不止是“双重”的，而更像是多重的。比如除了“内”与“外”这么一对尺度外，在他的理论里，笔者还剥离出了这么两组颇为复杂的尺度，那就是“主观”与“客观”、“科学、艺术”与“道德”。王小波的这种以内外为分界线的心理标准主要观照的是一个内外、亲疏关系，偏激一点说，它透视出的是国人积习难改的“远者香近者臭”的狭隘心理，当然，他顺便给我们也剖析了长期以来国人何以会形成这么一股不良的阅读习气的原因——笔者将这种标准再直观化、简约化一些，那么它好像就成了“内严、外松”、“内假、外真”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人不由得会严厉苛刻，而对外面的人则同样地忍不住会和蔼宽容——这样的标准当然有失公正。不过，却与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宗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居然有点不谋而合。可惜的是，就文学而言，它可是绝对不允许别人对它划分什么内外和亲疏的。所以我们就难免把一种偏见由一个地方引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二、以读者认可和积累的多寡程度为分界线的经典标准
在甘肃省作协举办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笔者有幸听到了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马步升的“小说的双重尺度”这一高见。不过，与王小波有所不同的是，同称“双重尺度”，马步升所指却截然不同，他提出的“双重”指的是“经典尺度和现实尺度”。
众所周知，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产生大量的文学作品，这大量的作品在一代又一代众多读者的反复阅读与筛选中，就像大浪淘沙，它们也逃不脱自然法则对它的冲击和洗礼，结果是，有很多的作品不幸被淘汰了，而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作品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检验而最终被沉淀了下来，马步升就将这些沉淀出的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作品称之为“经典作品”。细数中国将近3000多年的文学史，无庸置疑，像“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中的许多篇章以及明清时代的“四大名著”显然就属于这一类沉淀下来的经典性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它们是由不同时期的大量的重要作家积累的，同时又经历过历史上众多的所谓关键性人物的阅读。所以，正如所有的古董一样，漫长的存放时间本来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给它们增加了无穷的附加值，而阅读，尤其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那些众多重要人物对它的阅读，又使它增加了更多更神圣的意义。这些几经考验的经典性作品，它们不仅在它们的时代幸运地存活了下来，而且，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它们还被持续不断地阅读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阅读中它们还能源源不断地生长，甚至再发芽、再结果，直至它们高不可攀，坚不可摧。当然，很不幸的是，自从有了这些丰碑和坐标一样矗立着的经典性作品，此后，几乎是所有的新老作品便都避免不了一种被检阅、被比对、甚至还要被挑剔的命运，那就是，你这一部作品如果能超过这一经典尺度的要求，那么它便一定是一流的好作品，而如果超不过呢？自然，大家和大师的宝座你便永远无法企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的悲观论调此起彼伏，甚至连旷达乐观、风头永健的文坛老将王蒙都曾声声悲叹过文学怎么就“失去了轰动效应”[5]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在一些重要的国家级刊物上经常会看到这么一个栏目：“寻找大师”。言外之意当然是这个时代缺乏“大师”了！在某些专业读者的眼里，鲁迅不是，老舍不是，钱钟书不是，巴金不是，甚至连那些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也不是。而在大多数业余读者的眼里，贾平凹的《废都》不好看，王安忆的《长恨歌》不好看，阿来的《尘埃落定》不好看。总而言之，现在的小说没有多少是好看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读者的心目中早就有了这么一个经典的尺度，什么作品好看什么作品不好看，只要用这把尺子一量，谁优谁劣一目了然。而现实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作家如群星灿烂，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其架势不可谓不红火，其场面不可谓不喧闹，但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也没有诞生啊！有什么办法？在读者的心目中没有什么现世的作品是可以跟他们脑海中的经典作品相抗衡、相媲美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客观一点来评价的话，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个绝对化了的经典尺度可是活活地坑死、害惨了不少人！就拿那些大部分被淘汰下来的作家和作品来说吧，若是不曾被淘汰，没准许多就是将来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或巴金文学奖的得主呢！但不幸的是，它们在很有限的阅读范围里、在很短暂的阅读时间内就被三下五除二地“灭”掉了。比如，我们国家解放之后的钱钟书、周作人、胡适、张爱铃等作家们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这使人不由得会想到那个历史上很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假如命运之神不嫌麻烦，他能给这些曾经被淘汰和未被淘汰的作家、作品、时代、现实、读者群这几个关系以重新的排列和组合的话，那么，结果也可能会大大地出人意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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