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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金锁记》新论
作者：周成芳
《金锁记》是一部斗争史，趋达白热化呈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角逐，更呈现人与自我的回合搏斗，它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摧毁了终极存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七巧悲剧的诞生一半来自外界，一半来自自身，外来破坏毁灭了她的事实世界，内部冲突拖垮了她的价值世界，终于使她精耕细作的城堡轰然坍塌。七巧的一生均处于矛盾之中，如果说她最大的成功是钳制了他人，那么她最大的失败则是劈杀别人的同时也劈杀了自己。人与自我的脱臼才是七巧堕落毁灭深渊的关键原因；七巧一直想方设法逃避自我，但没有成功。不但如此，它还步步逼进把她摁入死亡火坑，这样就把这种黑暗的恐怖内在化，想抽身隐退也不可能了。
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是双性的’。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她真实道出了女性的复杂心境，尤其是遭遇不合时宜的危险侵袭的时候，她们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免千差万别，甚至于变形变异。在女性自我辞典中，中心词之一是：欲望。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欲望往往冒充犁之铧头，变成向前开垦新处女地的原动力。问题的产生在于，多种前进方向的可能性不但延迟了追求目标的实现，而且势必导致失得矛盾的极端失调。七巧一直在奋发图强，不让自己静悄悄地被屠戮；“卖”进姜家之前，她是天经地义的受害者；“卖”进姜家之后，她醒悟了，清楚自己的糟糕处境，要不就“他害”，要不就“害他”，二者必居其一；与姜家彻底决裂后她对长白、长安、芝寿等人的陷害不过是“他害”惯性力量的延续，也是她自己的悲剧浑然不觉地传导的表现。
人还是那个人吗？从前她善良的一面是“曹大姑娘”，肉体和精神都是混沌美丽的。到了“姜家二嫂”，她步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阶段，一层一层被撕和自撕掉神秘的茧子，破蛹而出。到了“二奶奶”，她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有破有立、有虚有实、有善有恶的世界，把这个世界的门打开或关上，她都要确定自己是惟一的主人。熬成婆婆以后，她咕咚一声塑造了一个有影无光、有入无出的黑暗世界，并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再强大的力量一旦奔闯进来也只能乖乖就范。表面化的七巧还算简单，至少她能够让人辨别是好人还是坏人，能够让人清晰看到她敷衍的美丽或苍凉的姿势，此为七巧“我”过程的演变，明朗、结实、清脆。然而七巧义无反顾牺牲了“自我”，这是她作为“七巧”的失败，却是她作为“女人”的悲剧根源。她一辈子的眉飞色舞都货真价实，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惟独“自我”这一出戏，分量最重，力量最足，思量最苦，她过于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牵一发而动全身，砸锅了。七巧不是不懂得，她只是不能展开与自己面对面的冲锋陷阵，或许她大概抱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诡计向别人兜售玄之又玄的秘密，万一不被猜透，她仍有资格做自己的主人。可惜这一把她玩得太大了，一下子就玩完了，生命中最完美的一段恰恰败在“滑铁卢”一役，处心积虑的帝国轰然崩塌，这是命，而是她自欺欺人的后果——最扑朔迷离的一段案情。换句话说，欲望在七巧的“自我”意识中分成残酷的等级制，呈现要么扩大化要么颓缩化的态势，加之七巧权衡利弊时的犹豫延宕了行动的全盘计划，在时间就是胜利的现代社会，她惟一的一次落伍埋下了终生遗孽的种子。
吉勒斯·德勒兹和弗里克斯·加塔利曾断言，欲望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积极性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欲望的运作并非在于寻找其所欠缺的，能够满足它的对象，而是在它本身充沛的能量的驱动下去寻求常新的连接和展现。“欲望无罪”理应为七巧找到合法藉口，但七巧的错误在于她彻底肯定自身的无懈可击和坚不可摧，以至于往往找不到与自我的契合点，或者纵然好不容易拍合了，却又自欺欺人予以回绝。这样，一部分是七巧自己小心翼翼扼杀了本真的“自我”，另一部分是外来势力摧折了她的“自我”，里应外合的侵蚀将她逼上了绝路，所以，她的欲望与她期待的现实日渐趋向南辕北辙的荒谬地步。这，才是七巧的终结者。
多年以来，我们对七巧的认识留驻在“被食”、“自食”、“食人”三部曲阶段。在我看来，毋宁说七巧始终处于“被食”的一维空间，清清楚楚遭受他人的噬啮，他们如水蛭般点点滴滴吸干了她的全部能量，片刻的停顿是为更长久的饕餮做准备。七巧煎熬到最后，已经辨不清楚真假的概念，她对长白、长安和芝寿等人的“食”不过是“被食”的深层转化，是原有基因克隆的变态品种，这样的相似性让人类深感恐惧却又充满了猎奇的偷窥欲望。“地狱”是七巧的终结，无论她使出什么招数都无济于事，他人则为她的“冥舍”打夯了最坚实的地基，准备了最丰裕的材料，营造了最谐和的气氛，不消她亲自动手，他们早已组成世界上最浩繁的仪仗队将欢送仪式进行到底。
总而言之，“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七巧由此体验到一种日益深重的危机意识，它所表现的复杂性和破坏性又促使她谋求变革意识，而不是坐以待毙。从另一层面讲，七巧委实迈出了追求现代文明的一大步，她不堪忍受在没有意义的现世世界中存活，向此求索意义就成了她的一种本质冲动。“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赋予他新的判断能力鉴别自身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它并非外界恩赐，而是作为彻底的人与生俱来。可是，受社会、历史、文化、自身等各种因素的局限，人的生存意识背上了沉甸甸的十字架，完全异化的世界无法暂时为其提供一种新的现实生存状态。毕竟，人类的存在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归和修修补补的现存，它更着眼于此在和彼在的完美结合，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人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从而使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自我完善都达到崭新的境地，做到了这一步，才可将悲剧从人类社会剔除。
周成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