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片断
作者：张 梅
看看历史纪实，30年前，这个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我们自己，在干些什么呢？中国传统的反思风格是以小显大，先从自己做起，这个传统，是古人传下来的。大口号不要讲这么多，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想想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孩子，因此所有人的经历都是相似的，因此也很好总结。
一个场景：1966年的夏天的傍晚，周末。广州市流花路中苏友好友谊大厦，一座宏伟的灰色的苏式建筑，后为广州市交易会大楼。
一组组干部模样的男人女人成群结队地面带笑容地走进大楼，其中一对夫妇，丈夫个子很高，中山装，偏瘦，风度儒雅，妻子稍稍烫了头发，典型的上海女人的脸，他们带着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女孩子，女孩子个子高挑，一看就是身材像父亲，但脸却像母亲，上海人的脸。走进大厦的大厅，大厅里满是跳交际舞的人，夫妻很快就旋转在跳舞的人群里。
女孩子站在跳舞的大人们的外面，低着头。她困惑地看着一双双的男人的皮鞋和女人的高跟鞋，她抬起头，想在熙熙攘攘的跳舞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双亲，但很困难。在她的眼睛里，好像每一对跳舞的人都是那么地相像，男的中山装，女的烫了头发。她好像模糊地记得父母好像为母亲现在头上的发型争吵过，但不是激烈地。
女孩子记起了这座大厦里的另外的世界，有两个厅是她最心爱的。其中一个在二楼，是专门放木偶戏的，上一个周末，她就在那里看了《小铃铛》，另一个厅是在大厦旁边的林阴小路上，在通往中苏友好友谊大厦的露天电影放映场的路上，那是一个哈哈镜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哈哈镜。小女孩站在里面，仿佛就置身在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里，她自己的样子身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她太喜欢那个地方了，她可以在里面呆上一个小时。
想着那两个美妙的地方，女孩子悄悄退出了乐队正在奏着《红河谷》的舞厅。她不知道，重新听到乐队演奏这首乐曲，要在15年以后。
二千多公里以外的首都北京，领袖毛泽东正在用一支铅笔在一张旧的《北京日报》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震惊世界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也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州很快也就卷进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女孩子看到的那场舞会，是中苏友谊大厦的最后一场舞会，也是她父母的最后一场舞会。
中苏友谊大厦后改为交易会大厦，继续发挥着她在广州的重要经济作用。只是再没有舞厅，没有哈哈镜，没有露天电影院，没有木偶戏。
也是从这一天起，小女孩进入了一个红色世界，她的母校是广州市东风二路小学，现在叫东风西路小学，文革前叫德宣西路小学。她的先后两个班主任一个姓阮，一个姓温，后者是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广州本地的第一代饮食界富豪“胜记”的老板温某的姐姐温莲芳，现常居加拿大。于是女孩先是当红小兵，后当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语录成了她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教育。1968年的元旦，她和小同学们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广场上，冒着凛冽的寒风，聆听重要的元旦社论，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激越的女声：“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一处处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处安全的绿洲了。”
女孩在红色世界中慢慢成长，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1974年，我从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无论是文革前的二中，还是现在的二中，都是名校。升大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但我们毕业的那个年代，党号召我们上山下乡，于是我们就上山下乡。我高中毕业未满16岁。当时我父亲在广州市机电局，我是张家的第五个孩子，因为前面四个哥哥姐姐均没有下乡。我大哥在广雅中学毕业时遇上了招飞行员。那时能当飞行员是何等的荣耀，不仅要学习好身体好，而且要根正苗红，真的是在当时广州的中学生里是万里挑一；我大姐在二中读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破了广州市少年组一百米栏纪录，被“八一”体工大队看中，当时“八一”队的教练是天天到我家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要她同意我大姐到“八一”队，开始我母亲是不同意的，因为我大姐的学习成绩很好，母亲想她读完高中上大学。但经不起“八一”队的磨，于是大姐在1965年就到了北京。我二哥也到了北京当兵，二姐读了卫校，所以我这个小女儿肯定就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了。
一个场景：1975年，广州旧火车站，以前叫港九车站，也叫白云路火车站，简陋的站台，不知演绎过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正是这年的五四青年节，站台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响亮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使得站台上的气氛很热烈高昂。站台上站着一堆一堆的青少年，全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男生女生都是清一色的白衬衣深色的裤子，互相开着玩笑，大声说着话，这情景很像某部苏联电影里青年们准备去参军或到农村当乡村教师的味道。当时有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影响了很多青年，里面美丽浪漫的女主角不知激起了多少人对日后生活的幻想，一部小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成了这批脑子一片空白的少年的人生指南。
女孩子明显长大了，很高，黑色的长发扎成一把马尾，皮肤雪白，娓眼如丝。十足一个美少女。她正和一群送她的同学和她哥哥的朋友在作道别。
旁边，一个女生正和她母亲抱头痛哭。女孩子鄙视地看着她们。
终于，火车鸣响了。女孩子这才想起来没有和父亲道别，女孩子有些惶然地抬起头来找父亲。只看见父亲离她们这帮年轻的同学站得稍远一点。女孩子走到父亲面前，叫了一声“爸爸。”她看见父亲眼眶红了一下，但什么话也没说，挥挥手让她上火车。她不知跟父亲说什么好。她与父亲一向缺乏交流。
说老实话，因为那时年纪太小，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再加上自己一向乐观的性格，我倒对上山下乡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就这样，我到了清远县的江口公社石梨大队，刚去的头三个月，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分配到大队会计家中，一个高高瘦瘦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他有五个孩子，连妻子是七人，连我是八人。当时农村没有电，点煤油灯。晚上吃饭的时候，一盏煤油灯照着桌子上的两碟菜，一碟是蒸芋头叶，芋头叶是腌制的，一星油也没有，一碟是炒油菜，因为没有油，炒出来的通心菜是黑色的。八个人对着这两碟菜，我连筷子都没有伸一下，赶快吃完饭就算了。这样回忆并不是诉苦。说老实话，对于人生所受过的苦来说，那些事情根本不算是苦，主要是当时一个16岁的小资女高中生，一下子没有转变过来。
一个场景：黄昏时分。春天的广东农村，江边雾色苍茫。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山路上疾走。她一看上去就是城里来的知青。她刚刚接到一份广州市粮食机械中等专业学校的入学报到通知。但她接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学校的报到日期了。因此，疾走如飞的她心急如焚。她要赶到镇上打电话到学校。不知学校是否还保留她的位置。
当她急匆匆地赶到镇上并打通电话的时候，非常巧，在这个已经下班了的时候居然有人接电话，而且接电话的还居然就是校长。校长非常和蔼地告诉她，让她不要着急，把回城的手续办好再来报到。学校一定等着她。放下电话的时候，女孩子流下了眼泪。
三十年前，也就是1978年，我那时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无知青年。从经历上说，我那时刚从农村回来，结束了知青的生活。三年过去了，党又号召我们重新考大学，我们就参加高考。记得我们是在江口公社中学的礼堂里参加1977年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的，那时也没有先知者跟我们说这次高考对于今后人生的重要性，我那时天天在县篮球队打球，打得很高兴，也没有怎么复习，就凭着“文革”中学到的可怜的一点知识参加高考，肯定是名落孙山的。不像当时有条件的同学，父母们早早就把他们召回广州温习，应付高考。结果我考上了韶关师范学院，当时是不会去的。1977年高考的制度比较灵活，你不上大学的话，可以上任何一间广州市的中专，但没有挑选权。我那时其实对上大学已经没有了兴趣，只是想回广州，于是选择了后者，被广州市粮食机械中等专业学校机械专业选中，于是就这样把户口迁回了广州。
重新讲这段历史，重要的是给这篇文章开个头，安排一个序幕。就好像是一场隆隆重重的戏，要演好多场，于是，先有一个引子，主角出来说一段话，这是我们中国戏剧的传统。这也使得观众进入主题之前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这样，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作为中国人广东人广州人中的一员，就从生活了三年的农村回到了广州，重新继续自己的个人生活，城市生活。然后先当学生，再到工厂当技术工人，再到出版社当编辑，再当专业作家，再当文学杂志主编，再重新当专业作家。我这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应该说也不是单调的，我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命运是紧紧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把我的个人经历演练出来，国家命运的脉络也可以在其中看出来。
（选自《广州文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