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新青年》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李永中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文化语境里，中国社会持续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消费文化、大众文化、视像文化日益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社会分层急剧拉大，人们的感知方式、情感体验、价值趋向、精神立场等发生了变化，文学也相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相对于二十至四十年代、五十至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文学，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若按照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将“七十年代后”、世纪末诗坛论争、电子媒介文学等文学现象整合进当代文学史，肯定会异常困难。
“七十年代后”的文学创作对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传统提出了挑战。这里涉及到文学叙述中“性”的合法化问题，性与道德以及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文本中没有道德焦虑、忏悔心理、原罪意识，只见一种自然主义的身体四处游走与体验。面对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文学应该如何叙述现实成为了一个关于文学自身生存发展和作家安身立命的问题。不同于“七十年代后”文学创作的《务虚笔记》、《心灵史》、《马桥词典》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蕴涵着形而上的精神品格，但这些作品已远离了读者大众，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文学何为”成为令人焦虑和反思的话题。1999年发生的南北诗坛论争，反映了当下文坛、文化界由来已久存在的观念分歧（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也使人们追问诗歌边缘化究竟是诗人群主体选择的结果还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在当今，诗歌是否还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与位置。一系列存在的问题（如体制内外、身份立场、价值趋向、民间学院、本土和西方资源等）开始浮出“历史地表”，甚至还引发出对百年新诗发展路向的质疑。在郑敏看来，百年新诗毫无成绩，五四那批人所搞的文学革命（语言变革）完全弄错了，新诗只有回归古典诗词的语言传统中才有希望。这场诗坛论争从一场文学事件演化为一个泛文化事件，牵动了对中国百年新文学（化）的现代性的重新审思。九十年代中后期，科技成果丰富了人们的接触界面，虚拟机器（计算机、互联网、电影、有线电视、手机短信、VCD、DVD等）大大催生了技术经验理性的滥觞，文学在表达“虚构经验”上远远落后于这些“器物”，文学擅长的人性经验表达演化为技术经验的复制仿真，“伪经验”四处泛滥，“拟像”充斥想象的空间。“本土经验”、“原创经验”日益匮乏。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拟像”的经验世界对文学的渗透和压抑。而更多的读者放弃了印刷媒介的文学而去体验电子媒介的图文学。因此，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背后，某种意义上凸显的是文学的边缘化、拟像化、非现实化，乃至有些学者惊呼所谓“文学的消失论”、“文学的终结论”、“图像时代的来临”等。如何看待这些所谓“文学出了问题”的现象，要求我们调整知识范式，重新估定五四文学的现代性传统。
九十年代以来，在一种强调本土立场、民族性和文化的去殖民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五四文学的现代性遭到了全面的颠覆和解构。《新青年》成为激进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象征。《新青年》同人的文化身份、全盘的反传统立场更是遭到今人的诘难。上述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如何重新看待和描述“五四”文学：（1）是“新”文学吗？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将“五四”文学说成是新文学，那么旧体诗词、传统小说、学衡派、鸳鸯蝴蝶等通俗小说应该如何处理？（2）是“现代性”文学吗？那么与时间变化无关的经验以及文学本身不变的永恒的因素又该怎样对待？（3）是“新”“旧”界限打破后的文学吗？那么如何重新思考《新青年》及其传统，《新青年》搞错了吗？可是现在的语言（现代汉语）不同于晚清以来的语言该怎样理解？是语言演变的自身原因还是外部社会因素？
可见，反思《新青年》对于解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李永中，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