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陶渊明隐居及其思想根源

作者：金章旭

　　在隐逸诗歌及隐逸文化史上，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出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他之前，诗人们写隐逸诗大多只是抒发一种情怀，很少有人身体力行。对于隐逸，就只能成为他们雅咏的对象和生活中的消遣。因而崇尚隐逸的人很多，真正实践者极少。而陶渊明则不同，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作诗。他笔下的田园隐逸诗歌，“有着渊明活的生命，有着渊明活的灵魂”。可以说，只有到了陶渊明时代，中国古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隐逸文学。隐逸生活中，陶渊明提倡躬耕，把劳动看作是人与自然保持一体化的途径。从《晋书·隐逸传》便可知，在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中，中国古代因种种不得已的原因而隐居的隐士不可胜数，而晋时的“靖节先生”陶渊明的隐居，可谓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隐逸诗歌史上，他就像一座横亘的高峰，使人无法超越。
　　据调查，陶渊明留下的一百二十多首诗，田园隐逸诗歌堪称时代之最。其中少量为早期躬耕乡里所作，多数是公元408年以后所写的作品。如“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园田自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些诗皆作于诗人仕宦期间。可见，归隐的念头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其实，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的陶渊明，青年时期很想积极进取，远走高飞，为国立功，在政治上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对前途充满信心。早年的咏怀诗就表达出这种远大的理想。29岁前后创作的《命子》诗就抒发出他的远大抱负，诗人热盼天下大治，像祖先一样，辅佐圣明天子，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陶渊明早年的理想还可以从他中年以后回首往事的作品里找到踪迹：“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 陶渊明诗中经常言及功业之志，用世之心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杂诗》）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少年英雄的身影。这也是其早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猛志所向，超越四海，如大鹏展翅，志在高飞远举。再如《读山海经》（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作者以“精卫鸟”自喻，以“微木”与“沧海”对比反衬，以“刑天”发誓与天帝血战到底自比，体现出自己昔日“天下之志”犹在，虽“九死而不悔”。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晋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野心家桓玄篡位，北府兵将领刘裕打着复兴晋室的旗号加以讨伐，并代晋自立。作为陶侃的后人，他先后五次为官，其间曾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诸职。最后，身陷官场三十余年的陶渊明，因为不想“为五斗米折腰”而毅然归隐。自那以后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州府浔阳为中心，过着隐逸诗人的生活。
　　隐居后的陶渊明曾形容自身的仕宦经历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将官场生涯比作牢笼，将自己对个体自由的渴望比作恋旧林。《饮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画了他失意的心态：“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陶渊明从仕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因此，他开始追求退守的自由——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归隐之后，诗人躬耕于南亩，过着恬淡清贫的农家生活。
　　陶渊明由一种人生追求的破灭轰毁转而为对另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企盼，这中间所要经历的情绪的烦躁和精神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终究逃离了他所处之世那条污移的川流而进入一个天性不泯的精神天地，如同凤凰涅槃得以重生。陶渊明在痛苦的逃走和转换之中，获得了永生。陶渊明的这种创造，不但表明了他独立的人格和顽强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增添和开拓出新的审美对象、审美领域而使世界更加广阔，成就了他的田园诗歌。
　　金章旭，教师，现居浙江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