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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文言序文的意味
作者：于 强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1]
通常人们认为序文的作用是交待《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引出了小说的开始，也交代了故事的结尾。如果序文仅是此等作用（即中国传统小说开篇的楔子），同样可以用白话文来写。而且序文如果能像正文一样采用白话，更能使小说在语体和文体上保持全篇的一致性。但正如现在所见，小说的序文用文言文写成，正文十三则日记使用白话文叙述。那么鲁迅先生对序文写作舍白话而用文言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是因为白话语体写作不熟练的缘故？仅就后面的十三则日记来看，鲁迅先生对白话文的应用已相当熟练，完全能够清晰而艺术地讲述《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显然，这一推论难能成立。
《狂人日记》在当时形势下有“命体作文”的意味，不使用白话文，难推其应有的文化责任。众所周知，《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应钱玄同之约写成，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新青年》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其创办人胡适、陈独秀均极力主张废文言而倡白话，认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此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钱玄同更是提倡白话文的悍将，态度尤为激烈，直斥泥古的骈文和散文是“选文妖孽，桐城谬种”。但理论的大肆倡导，并未能直接促成当时白话文创作兴起和繁盛的局面。在此种语体激烈论战背景下，《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曾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二人的谈话内容除了著名的“铁屋子”喻论外，钱玄同少不了以编辑的身份要求鲁迅用白话文创作，以支持新文学运动。随后写成的《狂人日记》就可以说是一部规定了语体要求的“命体”作文了。从这个层面上讲，用白话文写序文更是理所应当。但在实际创作中鲁迅先生对序文写作却是取文言而舍白话。
由此看来，这不是文言、白话两种语体熟练与否的问题，文言序文所起的作用也不仅仅是为了交待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鲁迅采用文言写作《狂人日记》序文是一个刻意的行为，别有深意。本文试图从价值观、叙述视角和阅读接受三个方面来解读《狂人日记》的文言序文的意味。
两种语体——两个世界
《狂人日记》里使用了两种语体——文言和白话，这两种语体寓含着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在这两种不同价值的观照下，小说构造起两个对立的世界——现实和疯狂。
文言文传达出现实世界的声音。在这短短的序文中，出现了三个人物来代表现实世界对狂人事件作出评定。第一个是“余”，狂人的中学良友，序文的叙述者。依据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病中日记，判定其“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第二个是某君之昆，也就是狂人的哥哥。为其弟病愈候补发出欣慰之笑，并慷慨把其弟病中日记献诸旧友，丝毫不谈狂人在病中对他“吃人”本相的“肆意诽谤”，大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味。第三个是某君之仲，狂人本人。然而序文中的狂人已非那个发现“吃人”真相大声呼喊“救救孩子”的疯狂之人，他的疯病已经好了，并有了候补做官的前程。对于病中日记，现在看来“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摇头之余，提笔命名：《狂人日记》。某君之仲，曾是狂人事件的当事者；某君之昆，狂人之兄；余，狂人昔日在中学时的良友，三人皆以常人心态看狂人事件，他们的种种举动都出于一个认同：狂人确实病过。在文言序文中，“疯狂”是现实世界给予狂人的唯一评判。
白话文则显现了一个狂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表明了作者所肯定的价值取向。狂人无端地感到自己所见到的人和狗都有祸害自己的意图和倾向。而且听到狼子村的几个人煎炒心肝以壮胆色；晚上睡不着觉，“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于是断然肯定，“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这是骇人听闻的发现。狂人对“吃人”的恐惧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大哥请来为狂人诊治的医生，却让他认识到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从古到今就是吃人的人，而且大哥也是合伙吃“我”的人，也就是说，自己不仅被无血缘关系的旁人吃，同时也被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吃。医生的诊治没有使狂人好转，反而加重了狂人的恐惧。狂人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文明社会的吃人，其实与野蛮的禽兽如海乙那的吃人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狂人诅咒并决定劝转吃人的人，并在想象中模拟劝转一个比“大哥小得远”的年轻人。狂人被迫害的幻觉加重，出现横梁和椽子堆在身上的幻觉。但另一方面狂人却把劝转吃人的想法正式付诸实际行动。第十一、十二则日记，狂人开始出现亲人被迫害的幻想——“妹子是被大哥吃了”，被迫害幻想发生了逆转性扩散。然而却又石破天惊地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吃人的人。最后第十三则，狂人在持续扩散的被迫害幻想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救声。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清醒的绝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被瞒与骗的几千年，终于由这狂人揭开了盖子，用癫狂的话语解构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吃人世界。作者通过对狂人一系列变态心理的描写，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了传统的封建道德，揭露了这种道德是一种“吃人”的道德，几千年的封建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最深刻的概括。
《狂人日记》的正文用“新”白话叙述，而序文用“旧”文言写成，两种不同的语体，隐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白话文中的狂人虽然思维混乱、精神恍惚，但他的臆想疯话道出了封建道德“吃人”的本相。狂人的世界看似疯狂但却是个理性的世界，作者在此用白话赋予了狂人思考、质疑、说真话的现代意识，“从来如此就对吗？”“没吃过人的孩子还有？”这显现出新文化、新道德的要求。在文言文叙述的现实世界中，狂人恢复了常态。而正是这恢复了正常的世界的存在——文言序文，一经与狂人所谓的疯言狂语对照，就凸显出现实世界（旧道德、旧传统）麻木、冷漠、血腥的非理性来。正常与疯狂经过理性的检验发生戏剧性的逆转。白话（新文学、新文化、新道德）与文言（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的孰是孰非在白话日记和文言序文的对立中赫然昭显。关于白话与文言之争，鲁迅的态度明朗而激烈，他曾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2]鲁迅如此激烈而决绝的态度正是对文白两种语体形式所隐含的新旧文学观、文化观、道德观的选择。
双重视角下被唤醒的双眼
序文文言写作的作用，还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可与正文叙述相比较的审视角度。序文以旁人视角看狂人事件，正文以狂人视角自叙感受。一个文本，两重视角，在此之上还有读者的一双眼睛，而这双面对两个叙述视角的眼睛，已不能再像以往阅读传统小说那样置身事外、“站在云端看厮杀”来得轻松畅快，它在不知不觉中就卷入了文言序文与白话正文所织造的“狂人疯狂与否”的诊断中。这样的阅读如此辛苦，但感受又是那样新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