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药》思想蕴涵再思考
作者：何 峰 沈 丹
一、客观地评价辛亥革命
鲁迅这种借助文学来演绎所追求的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创作理念，必然使作品承载了更多改造国民性的重任，也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思想政治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鲁迅的作品出现了一些脱离文本语境的阐释和误读，甚至把《药》解读成批判辛亥革命的局限性的政治工具。实际上鲁迅的革命观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宽泛，那些不满现状的活动，使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的活动，都是革命。“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2）鲁迅一生是支持革命的，更何况辛亥革命是一场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制度一举推倒，从此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奠定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第一块基石的革命。鲁迅在作品中对辛亥革命的刻画，固然不排除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通过鲁迅式的质疑表现出来的，这种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某些针对鲁迅作品中辛亥革命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只是把鲁迅小说作为印证意识形态的文学样本，不是从鲁迅的思想实际和作品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
在作品中，鲁迅始终没有让夏瑜露面，即使在刑场上革命烈士被砍头的场景，也是通过老栓的眼睛从围观的看客背后看到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退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作品既绝妙地刻画了看客无聊而愚昧的丑态，又回避了对夏瑜砍头时正面的描写困难，也间接地表达了烈士遇害场面使我们目不忍视的哀痛感情。在夏瑜遇害后，为了彰显烈士之死的意义不同，在夏瑜坟上放上“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的“一圈红白的花”。这些都可以理解成鲁迅对革命充满同情，对发生在“移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中国土地上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全盘否定。
鲁迅独特的经历，使他具有一种孤独和悲怆的人生观，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他深深地懂得长期封建主义所形成的传统势力的强大顽固，用他那种怀疑乃至悲观的态度向我们展现了他眼里的辛亥革命。作品中华老栓在一个“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东西，什么都睡着”的时间，来到丁字街口的刑场，看到一幅刑场前的风俗画面，“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带着“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的“攫取”的目光，“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的“古怪的人”，这是当时社会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他们后半夜起来只是为了看杀人的场景，他们不关心被杀的是谁，为什么被杀，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感官刺激，“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看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记了”。（3）他们几千年形成的国民猎奇心理凸现了灵魂的卑微和麻木，心灵的空虚和无聊。中国近代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先进知识群关注的焦点是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启蒙和文化很少有人顾及，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唤醒这些极为庞大而愚昧的民众，革命者的死也就成了这些看客欣赏的道具，革命者的鲜血也就成了愚昧百姓治病的“药”，这样的革命必然走向荒诞化，甚至于出现“黑色幽默”的结局，这是鲁迅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结和反思得出的结论。
二、启蒙与反启蒙思想的矛盾交织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缺少一个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长达五百余年之久的思想过渡期，再加上中国人急功近利文化传统的影响，启蒙运动难以开展。鲁迅曾经沉默了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鲁迅置身于自己生存中的非常熟悉的世界，面对那些曾被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化所深深掩埋着的自身生命的“虚无”问题，那些在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中所无法感受到的全新的荒谬体验，那些来自“无物之阵”的莫名的无法抵御的生命震撼，他的内心深处开始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
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高举着西方启蒙主义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来反对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给迷茫的中国带来了希望，鲁迅也为“德”“赛”两位先生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但在“听将令”的同时，其“呐喊”是有所保留的，他不受盲目信仰的束缚，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对于“科学”和“民主”的西方启蒙话语，也是持怀疑，甚至是批判态度。
作品中华老栓一家，全靠开小茶馆维持生活，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点的是“遍身油腻的灯笼”，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他整天勤勤恳恳地劳动着，“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为了给儿子治病，拿出长期积攒的血汗钱去买“药”。“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从这些动作可以看到他们积攒这些钱的不易和对钱的珍惜，但华老栓却甘愿用最珍惜的儿子性命和一生的积蓄去交换“药”，是因为深信人血馒头能够药到病除。同样在素有“百口衙门”之称的茶馆中，这里终日聚集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集中表现了各阶层人物的思想认识，是社会活跃的细胞。然而在这人声嘈杂中，对于人血馒头治病的问题上，可用“包好，包好”，“一定会好”来概括，反映了群众的迷信和愚昧，这是当时普通民众的科学知识认知水平的真实写照。
夏瑜这位革命者的所有情况都是借康大叔之口说出，“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表明了夏瑜坚定的民主革命的信念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劝”和“攀谈”说明他在牢里对牢头也进行了民主思想启蒙。可牢头只想从他身上捞上一把，想着“榨油水”的眼前利益，得不到便给他两个嘴巴。在茶馆这个反映群众思想的“百口衙门”里，在对待“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民主思想启蒙的问题上，康大叔也认为“这是人话么”，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现出气愤的样子，“阿呀，那还了得”。听到夏瑜挨打，坐在壁角的驼背幸灾乐祸给予“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的评价。这也是当时普通民众的民主思想认知水平的真实写照。
启蒙的真正意图，是要使被启蒙者能够独立运用个人的理性思维，去增强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实际能力。作品中康大叔引发了“谁可怜”这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话题，可是“茶客”们经过“有些板滞，话也停顿”的思考，竟然给出“疯了”的答案。传统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发动群众，作品中可以看到夏瑜也在进行民主思想启蒙，也在努力地发动群众（甚至牢头也不放过），可是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这不得不引发对思想启蒙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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